中国内地以惊人速度在七天之间完全扭转防疫限制，由全球最封闭的体系突然变成全面解封，这种急转弯的解封速度是全球前所未见，背后反映是十一月经济数据全面转弱，付出代价却将是数以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命损失。
讽刺的是，当内地民众在付出巨大生命代价，短期内却可获得群体免疫，相信将有利本港能与内地通关，有机会拯救已经深度衰退的香港经济，明年有机会重新踏上复常之路。
解封原因：中国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
疲软的11月经济数据不难看出，中共领导人为何要迅速决定取消实施了近三年的严格防疫政策，原因是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
由于封控导致消费者减少开支，中国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在工厂艰难应对严格的防疫措施以及海外需求放缓之际，工业生产失去了动能，出口大幅下跌。失业率上升，对建筑、机械和其他固定资产的投资放缓。
当中最令人意外，是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5.9%，降幅远大于10月的0.5%，也大于经济学家预期的下滑3.3%，是半年低位，反映内地最大增长引擎，即是领导人说的“内循环”，已经全面失效。
透过这些令人沮丧的数据不难看出，中共领导人决定迅速取消实施了近三年的严格防疫政策的原因。对该政策的不满情绪之前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升温，甚至演变成了罕见的公开抗议“白纸运动”，现在却成了放宽措施最佳借口。
由上周五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可见经济崩溃的迹象：这个为明年经济工作定调的高层会议更一度传出因疫情失控而要押后。外界特别关注中国会否由严格防疫的基调改为稳增长，会议提出，明年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当中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这点正正突出内部需求已经到不得不率先拯救的地步。
因此尽管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不过去年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目标，甚至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这套由习近平倡的平均主义，今年已经不见踪影，反映在经济寒冬之前，习近平亦不得不作出妥协。
根据欧美经验，重启经济需时三至六个月
经济学家表示，放松疫情管控意味着明年中国经济前景改善，重开时间早于预期料将刺激消费支出并带动经济增长，但这一切都要在中国熬过感染浪潮之后。目前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疫情已开始迅速扩散，这个过程以欧美的开放重启的经验来看，可能需要三至六个月的时间。
因此中国经济短期的动荡将相当大，眼下传染性新冠毒株正在中国庞大的人口中蔓延，导致大量劳动力患病，忧心忡忡的消费者不敢随心所欲地消费。经济学家预计这会使中国经济复甦在短期内依旧乏力，并提醒说，可能仍需要零星的限制措施，以确保中国的医疗系统不会崩溃。
由于内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重启经济，因此对2023年全球特别是香港的经济前景，将产生深度的影响及变化，经济学界正努力评估及消化这种转变，意味明年经济环境预测亦要重新评估。
香港外资公司早已启动撤出香港程序
当然，对早已深陷深度经济衰退的香港，包括政府预测今年经济会出现3.2%的负增长，正面影响是可以预期，当中关键是与内地重启通关的时间。基于内地已全面放弃限制措施，相信通关时间表会大幅提前，有利已经连续三季负增长的香港经济重启“复常之路”。
过去一段时间基于本港及内地的严格防疫措施，外资公司已经启动撤出香港程序，这由投资推广署发表驻港公司统计调查可见到端倪：当中经济效益最大的外资地区总部数目连跌三年，按年减少46间或3.2%，整体较疫前少8%，而驻港公司跌穿9000间，为四年新低。这些地区总部公司不少是搬去新加坡，部分甚至因为对内地通关无期，索性撤销驻亚太地区总部，这些公司走了就不会回头。
券商摩根士丹利估计，香港放宽多项防疫政策和内地重启步伐较预期快，令中港两地于明年初免检疫通关的机会增加，较原预期明年夏季始正常重新通关的推算为早，相信本港明年经济表现更大机会出现该行的乐观情景预测，按年料增长2.8%。另一外资行高盛更加乐觐，报告分析3年以来的清零政策已打击中国在吸引外资及合作伙伴的能力，认为中国放宽边境防控可能在相对快的时间内发生。而对本港最明显受惠，将是中国的来港旅游人数回升，加上中国重开对商品贸易的推动，高盛估计，中国重新开放有望提振香港GDP多达7.6%。
以本港最新失业率回落至3.7%，创出疫下新低，有学者已经预计，一旦中港通关可以再令失业率下降0.5百分点，令本港重返全民就业状态。彭博经济研究则指出，内地游客可能在明年中便重返香港，假若时间能发生在明年第二季度，将提振香港明年的经济增长至接近3%的水平。
香港国安红线已经令营商者要步步为营
当然，对于香港未来经济能否快速反弹，仍然有很多客觐因素掣肘，当中最关键是时间因素，即是放宽措施“来得太迟”，特别是错失了上月在港举行的金融峰会宣传时机，要与早一年已步入全面复常的新加坡竞争“难度很大”，而已经撤走的公司亦不会轻易重新启动返回本港。
但对国际投资者来说，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日益恶化，亦是重要考虑因素：他们要想在香港或内地投放更多投资，日后会否在自己国家面临政治风险？何况今日的香港已经与三年前不能同日而语，单看黎智英（被控涉嫌违反《国安法》）案即使在终审法院获胜诉，也要面对人大释法的风险，这种状况在过去习惯普通法的外资眼中，会如何衡量？
更重要是国安的红线已经令营商者要变得步步为营。强大如Google今天都要因为算法将一首歌曲置顶，都要面临整个政府机器施予巨大政治压力，甚至有行政会议召集人提出要引用特权法传召Google代表解释，到底这个七百万人的市场是否仍然有吸引力？相信每一家外资心中都自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