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一家药店内空空的货架，摄于2022年12月17日。(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国大规模疫情来临，却出现全民缺药，人们疯抢退烧药和止痛药的现象。业内人士披露，中共政府开始征用抗原和相关药品。分析认为，在广泛的药物短缺背景下，中共特供体制再次凸显出来。
防疫物资被曝特供流向分析：毛时代特供体制复活
大陆财新网12月20日报导称，多家企业透露，多地政府部门已对防疫物资供应实行了行政管制，一部分用来调剂市场投放；还有相当部分产能流向了行政、国企等特供渠道。
报导说，大量医药厂家已在加班加点扩产，一般药物扩产需要2周左右周期，调整产线则耗时稍长。首批扩产防疫物资已陆续出厂投放，供应不断增加，但市场药物供应仍然偏紧。
报导以用来居家检测的抗原为例。一名抗原生产厂家人士称，工厂扩产需要2周时间，第一批扩产产能已经出厂，“但我们也不知道抗原都去了哪里，老百姓确实还是说买不到。”
上海地区的一家医药企业人士则表示，他们生产的抗原大部分被政府征用，征用后去向不明。据指，企业或个人要预订抗原，得等到30天之后。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12月21日对大纪元表示，按财新的说法，药品的两大去向，一是确保权贵阶层所用，这个问题在武汉疫情期间已经暴露出来，当时仓库里面各种药品，都是先保证给领导。这是中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各级机关利用自己的特权，都要在里面分一杯羹。中共体制几十年都是这样运作。
王赫说，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就建立起“人分三六九等，领导第一”的特供体制。过去搞计划经济，其实就是短缺经济，然后由国家行政管制建立特供渠道。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市场经济有所发展，短缺经济就不突出了，只有一些特殊的商品有特供，比如茅台酒。但是这几年搞清零，全国封控，人为造成物资短缺，这种特供体制又复活了。
他表示，官方对防疫物资行政管制的另一部分，说是用来调剂市场投放。这其实只是官方点缀一下的表面功夫，用来收买人心的。
一家北京医药公司人士对财新称，实际上北京地区医药物资相对是充足的，就是市场囤货严重。
短缺、焦虑和暴涨的需求下，有人伺机而动：朋友圈、社交平台或者二手交易平台上，高价出药的“黄牛”已经活跃起来。在“黄牛”抛出翻六倍的高价药。
王赫对大纪元表示，这些“黄牛”背后往往有政府背景。“他是有政府权力支持的，一般人你想做这个生意也插不进去。这叫官商一体。”
央企销售辉瑞特效药只是敛财游戏
疫情大爆发导致抢药潮之际，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药）12月14日宣布，与美国辉瑞公司签订协议，继续负责辉瑞冠病口服药Paxlovid（在中国称为：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商业运营。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央企通用技术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其前身为1984年成立的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总公司，1999年加入通用技术集团。
Paxlovid在中国网售定价为2,980元人民币一盒，该售价为非医保价格。在媒体报导半小时后，线上平台就已搜寻不到该产品。
而在美国，这款药物是由政府或保险公司免费向民众提供的。
王赫表示，在中国，进口药只是官方和国企之间玩的一种巨额敛财游戏，在美国属于免费给大家供应的是药品，在中国进口首先就有个暴利的问题。因为辉瑞这个药的市场非常广大，按中国人口，进口再多的都是不够用的，这时政府就进行全面接管，结果市场上老百姓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了，整个渠道都是在政府和国企之间完成。
“全部在背后经过权力分配转化，通过特供渠道解决。这是中共体制的邪恶之处，已经暴露的非常清楚。”
三年“清零”压制药品生产酿短缺恶果
对于药物短缺，目前业界抱怨中共政府先前是严格管制，造成现在一下子无法生产。
大陆医药资讯媒体“赛柏蓝”12月20日发文披露，当前退烧药严重短缺的现状，与过去的3年间当局对包括退烧药在内的“四类药”的严格管制有直接关系。
所谓“四类药”，一般指的是退烧、止咳、抗生素和抗病毒药品，包括近期最抢手的解热镇痛类药物布洛芬（Ibuprofen）。因为缺货，19日，广东珠海官方宣布，20日起布洛芬等保供药品要拆盒销售，限量限价且购买实名制。
“赛柏蓝”文章援引一家生产四类药的药企从业者透露说，由于各地都严控四类药的售卖，“患者基本不会囤药，药企卖不出去货，很多四类药的企业、药店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资金链断裂、倒闭”。
微信公众号“医院院长”20日也发文披露，官方前期严管四类药，在突然放宽相关管制之前，也没有人提前通知众药企加大生产四类药。而且，“至今也没一个人和部门出来检讨：我错了。”
王赫表示，中国药品现在出现供应问题，的确是因为长期搞动态清零，正常的产能和市场需求全部都压抑了，厂家当然不可能大规模生产。而现在放开之后，当局并没有政策转换器，也没有政策准备期，造成药品全面短缺。“权力渗入市场经济，国家权力上场使得整个形势全盘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