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辉瑞和Moderna的美国和西方文明世界，面对只想“能逃得出去”的和“欲'润'而不得”的一个厐大远东族群，虽悲天悯人，唯亦爱莫能助。
一切重头开始。
若以水杯理论解说悲观和乐观：由半杯水的角度，即使中国因取消“动态清零”而死掉两三百万，剩下若有十亿曾染疫而复康者，其实都有了抗体。有了新冠抗体的十亿中国人，至少在生理体质之上，会比以前更强大。
至于付出死人的代价，习近平和中国人忘记了其偶像毛泽东的名言：“要奋斗就要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大跃进时如此，要取代美国、为人类指明新方向，这个成本更要付。
但是习近平的中国两年以来，政治上的宣传，却动听地“人民生命至上”。许多幼稚的韭菜很感动，而不知道这句话已经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一面倒的声称“科兴”和“国药”比美国德国的辉瑞好，香港的亲中爱国更层层加码，定性为“凡中国人就要注射科兴”、“宣扬与病毒共存即勾结外国势力”、“质疑科兴效力的不配做中国人”等，将一场抗疫，政治一槌定音，要所有的中国人相信，东昇西降，美国衰落（英国BNO生活，通胀加食物难入口，更惨过非洲），“动态清零”必战胜英美群体免疫。
如此则决绝封了自己的后路。连香港也一齐摧毁，包括香港大量资金，转移去跟随英美抗疫科学的新加坡。愚人终必愚己，冥冥中此亦天理循环。
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以“思想自由与官方宣传”（Free Thought And Official Propaganda)为题演说，针对美国宗教哲学家詹姆士的“信的意志”（Will to Believe)之论。詹姆士认为，基督教中的神迹如耶稣复活，虽无事实证据，因为是宗教，人类认知有限，对于某些自己不知道的事物，不要质疑，要拥有某种“盲信”的意志。不要多问，这是上帝的法力范围，总之你坚信就是了。
罗素不同意。他说，如果盲信圣经，就不会有达尔文。鼓励“盲信”，会被极权统治者利用制造愚民。罗素主张质疑、求真，反过来说：思想的自由，反过来，要拥有质疑和寻找答案的欲望和意志（What is wanted is not the will-to-believe, but the wish to find out, which is its exact opposite.）
质疑（Skepticism)不是凡事都“不相信”（Disbelief)，而是对于权力强加于人的任何教条和理论，不盲目接收，而独立查证的过程。
Will to find out,比 Will to believe重要得多。Freedom to find out，也就是独立思考，要有质疑，当然，质疑的能力以知识和综合分析力为基础。
Umberto Ecco的小说“玫瑰的名字”，背景是中世纪意大利北的一座修道院。修道院发生了一连串的神秘命案，方丈主持下统一思想，训令命案只是意外。只有一个远道来寄宿的旅僧不相信，带领他的徒弟，寻找蛛丝马迹，最终找到了禁书的藏经阁，真相大白。
罗素说的其实不高深。在公司收购的过程，买家不尽信卖家的账目报告，也要对另一方做Due Diligence。你要申请一份重大的工作，雇主不会相信你的CV和LinkedIn，也随时会另做Vetting。
但是极权下令：你只能相信，不能质疑，另行搜集证据，另行验证结果，更涉及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你不可以知道得你获准可知道的更多。资讯和数据必定只准统治者全权拥有，蚁民只能接受配给。而英国则有“资讯自由法”，这是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基础。
于是“动态清零”变成红色宗教之下的一场敌我矛盾的群众运动，“莲花清瘟胶”成为新义和团的神打。胡锦涛那一代，自己见过鬼怕黑，他主张“不折腾”，就是希望中国人勿再集体疯狂。
同期的总理温家宝虽然明白：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失去。胡锦涛做总书记的时候，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联同温家宝改变一个愚昧的制度。最终他自己在党大会的主席台被羞辱押离会场。而温家宝坐在那里，一脸如常的苦涩表情，一动不动。
据说患有老人痴呆症早期的胡锦涛未知会否发现：他自己参与打造的这座牢笼，不但囚禁了他统治的人民，最终也包括他自己。
中国人和香港的投资者曾经天真地相信邓小平信誓旦旦的保证：文革是一场浩劫，中共已经吸取教训，绝对不会再发生。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倡科学与民主。第二年，罗素应邀来中国居住讲学。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只学了罗素崇尚苏联的左倾幼稚，学不到罗素全盘的理性分析力。徐志摩去剑桥游学，亦为追星罗素所至，但三心两意，很快就情移于梦中人林𡽪音，“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然而徐志摩又去了一次苏联，猛然省悟列宁斯大林的罪恶，这一点徐志摩又高于罗素。
民主、科学、理性，第一样不必再浪费口水；第二和第三样，中国人经历了一百年还不知道是什么。但这个民族很奇怪：家长都想子女读医科、理工、IT、或金融管理，学做锺南山、卢宠茂，接受习主席的接见嘉许，钱又赚得盘满钵满。
而若对他们说罗素，他们会听说香港有一条罗素街，有很多钟表珠宝名牌。
你若想进一步告诉他们：罗素是英国人，他的爸爸还做过英国首相。中港的残赤、老蓝、小粉红，听到这里，就会大脑自动封控，认定你仍“恋殖”。
Well，你心中笑笑：What else can you say?你知道：许多年之后，中国人又会宣称：他们为了艰辛探索强国之梦，交了一笔学费，然后又向全世界保证：已经吸取教训，不会再蹈覆辙。
就这样，一百年过去了，人生苦短，你能浪费几多时间期待？在循环不断的喧哗、仇恨、困惑之外，最终只须站到一旁。看见成千上万溃逃的生灵，我想起台湾诗人吴望尧的名句：“乃有我铜山之崩裂了，你心上的洛钟也响着吗？”
许多年前，这句诗曾令我多愁地感怀。
而此刻，你心上的洛钟应该寂灭多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