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北京民众走上街头举起白纸抗议当局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2022年11月27日）
在中国，政府可以如铜墙铁壁，对民众的要求一概回应以铁拳般的镇压——这是人们早就了解到的了。现在，我们看到，政府还可以“躺平”，还可以如一堵棉花墙或一口镪水锅，不管民众如何要求，到那里都是浪花不起、无影无踪。
岂止于此？稍早些时候，我在评论中共的近期政治发展时，曾经指出其“控制能力加强，治理能力减弱”的问题。这一观察，也可以说概括乃至预言了中共当局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当中共这套体系要采取严防死守的战略时，由于其强大的控制能力，似乎总能达到它的目的；而一旦不靠严防死守了，则不管是回归常态治理，更不要说还面对危机状态，当局的能力和作为就总是极为低劣了。
不过，根据这次“疫情海啸”的最新情况，我现在觉得这个说法还不够。原因很简单：中共当局在这次“疫情海啸”中的恶劣表现，并不单单是能力的问题。“能力”问题，决定你做事情是否能做好。
可是，十二月以来的中共当局，根本就不想做什么事情来缓解疫情，来帮助民众。反过来，它为疫情的泛滥而开道、鼓吹、推波助澜，它对民众的需求——这里首先是求医问药的需求，而不是任何政治性的需求，则无视、限制、甚至百般刁难与阻挠。可以说，如果中国民众能够不受政府干涉地自发展开面对疫情扩散的自救行动，情况也会比过去三周来的这种状况要好得多。比如说，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在疫情持续的情况下，医药厂家必定设法研制并增加供应应对疫情的有效药物。可是，在当局的那样一种“治理”下，中国却缺少这样的社会自发机制。
这里我想提出“负治理”这个说法来概括上述情况。我们知道，政府的职责在于向社会提供包括公共秩序在内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所谓“治理”，就是实现这样的职责。治理得好，叫“善政”；用恶劣的手段来达成治理的目的，叫“恶政”。过去三年，“清零”那一套可以说是“恶政”的一种标本。现在呢，手段依然恶劣，但甚至放弃了提供公共秩序与公共物品。
面对“疫情海啸”，已经不是治理得好不好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去不去实行“治理”的问题，而是：由于它那套系统的一系列作为，削弱了中国社会面对疫情的公共秩序，更大大破坏了相关公共物品包括药品、医疗资源、医疗信息等等的供给，反过来阻碍了中国民众在这种危机中的自发自救能力。这种现象，我看只能称之为“负治理”。
实行“负治理”的地方，有政府不如没有政府；民众同样为“治理”付出成本，但得到的却是负数的收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负治理”机制呢？题目很大，这里难以展开，再找机会讨论吧。
作者：吴国光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试图以学术研究透视政治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