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9岁生日照
马岭，1960年生，1975年初中毕业于长沙市第一中学，1977年高中毕业于桂林市第八中学，同年到桂林郊区插队；1979年考上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3年毕业；之后长期在学校任教，至2020年退休。
原题：在长沙度过的童年
作者：马岭
1960年7月，我出生在长沙解放军政治干部学校（简称政校）的门诊部里。
当年一个小小的门诊部居然能接生，今天看来也算奇事了。3年前姐姐出生的时候，是在163医院，大约我是二胎，妈妈觉得已经有经验，不必那么兴师动众，于是“就地解决”了。
接生的是一个我们后来叫“马姑”的医生，她胖胖的，很和气，妈妈说她工作很负责任，我生下来时有8斤重，居然都没有“侧切”(分娩时将会阴适当切开，以利于胎儿产出)，马姑用双手保护住会阴，并对产妇不断进行鼓励、安慰。
24年后当我自己生孩子时，儿子才6斤2两（顺产），却做了侧切（我还清楚地记得刀子划过的感觉），妈妈很不满意地说，那些医生护士们只图自己省劲、方便，比当年的马姑差多了。其实我还算幸运的，后来许多70后生孩子时，已经是动辄剖腹产了。
大院印象杂记
长沙政校是个很大的院子，院里马路笔直，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有幼儿园、小学、门诊部、大礼堂、大操场、游泳池，还有一个“老白花园”（园丁是一名叫老白的大爷），甚至有个打靶场。大礼堂端庄厚重，上面有一大横幅“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那个“手”字旁有一小门，我们这些小孩子曾在那钻进钻出。
妈妈在院里的门诊部工作，门诊部旁边有一片桃树林，我去她哪里时曾在树林里玩，还记得桃树上那些亮晶晶的桃油，以及不远处奶牛场传来的奶牛叫声，妈妈说那些牛被宰杀之前的叫声很凄惨，我那时小，很奇怪妈妈怎么能听出它们的叫声哪些是凄惨的，哪些是正常的。
我们家住在“火车皮”——那是一排长长的像火车一样的平房，住的基本上是年轻的团级教员，每家两间房（套房），外间大约14平米左右，里间稍小一点，后面带有一个院子，院子的最后部分是厨房(厨房与院子之间没有门)。院子上面有葡萄架，夏天结有一串串的葡萄，但大多是绿的，酸得几乎不能吃，就连我们这些馋猫样的孩子也难以下咽。
火车皮大约每隔七八家有一个公共厕所，厕所对面有公共的水龙头，各家各户在那接水、洗衣等等。我至今记得有男孩子恶作剧，把猫丢在厕所里，猫的惨叫声凄厉骇人；那时我们似乎都多多少少有虐待动物的恶习，最常见的是虐待癞蛤蟆，有个男孩因为有保护癞蛤蟆的怪癖而遭到我们的一片嘲笑；下暴雨时火车皮门前一片汪洋，水几乎要进到家里，姐姐把小鸡放在搓衣板上推进水中，小鸡吓得扑棱棱地“飞”回家门，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火车皮每家的外貌都是完全相同的，使得识别起来有点困难，但我们家特别好认，因为别人家门前都是两级台阶，而我们家门前是一个小斜坡。
长沙的夏天酷暑难当，火车皮的房子极其闷热，那个年代别说空调，就连电扇也没有，睡前我们就往床上（只铺一张凉席）、蚊帐上一盆盆泼水，床的角落也放着一盆水，早上起来水都是温的。
我家左边住着项叔叔一家，其女儿和我差不多大，我们比较要好。后来她弟弟不知得了什么病（腋下长了一个瘤子），很快就死了。一时议论纷纷，她父母都很伤心，她妈妈从医院回来后说儿子临终前特别懂事，说了好多感人的话，如让父母照顾好姐姐等等，这完全不像我们那群懵懵懂懂、调皮捣蛋的孩子的语言，我当时觉得很惊讶，好像一个人临死前会变成另一付样子，一下子变得像个大人，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身边有人死亡的事。
第一次看到死人也是在这个时期(大约七八岁)，是大院对面的一个老太太去世了，我们不知怎么听说后，有大一点的孩子去看过，有天我和另一小伙伴也壮着胆子去了一趟，出大院门后过马路，有一排平房，老太太的尸体放在其中一间房里，房间很暗。当时天已经热了，房间里放了很多大冰块，冰块在不断滴水，我们不敢多看尸体，匆匆忙忙瞥了一眼就出来了。
夏天在大操场看电影，是我们孩子最高兴的时候，操场很远，我们总是兴高采烈地搬小凳子去，但每次都是看了一半就睡着了；电影散后被大人叫醒时困得要命，特别难受，回家的路那么长，真想立刻回到家马上接着睡，但走到半路往往已经清醒过来，回到家反而不困了。
那时我们女孩子大都喜欢跳舞，经常练习翻跟头、劈叉、踢腿、弯腰，跳得最好的是住在火车皮拐角的汪家三姐妹，她们年龄比我们稍大，长得很漂亮，不但会跳舞，还经常编导、组织，是我们那一片的孩子王。
我出生后就碰上三年困难日子，大约一两岁时父母曾把我送到一个叫毛阿姨的保姆家，就在大院外面不远，对此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听妈妈说毛阿姨很喜欢我，嘱咐妈妈要好好带我，说这孩子太聪明了，聪明的孩子不易带大。妈妈说我每周从毛阿姨那里回到家，就立马钻到柜子里找吃的，一副馋嘴样，拉出来的都是红薯屎。
大约我七八岁时，我们家请了一个保姆，姓肖，我们叫她“娭毑”，矮矮胖胖的，很会做饭。她不识字，每次买菜回来都让姐姐帮她记账，有时候还让姐姐给她乡下的亲戚写信，她大便时从不用有字的纸（那时我们大便都是随便扯一张废旧书的纸或报纸），说是对读书人不尊敬。她老公是政校食堂的大厨（我们叫“嗲嗲”），厨艺很高，尤其擅长做面食，受人尊敬。
他们无儿无女，我们家离开长沙时妈妈曾希望带她一起走，我们给她养老，但她因为害怕火葬而没有答应。我们后来搬回长沙还去看过她（大约是1974或1975年），她独自一人住在火车站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每次火车经过都震耳欲聋），嗲嗲已经去世，再后来听说她回乡下住在一个侄女家，在那里终老。
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子基本上都是在大院里生活，极少到外面去，记得我们养蚕时因为桑叶供应不上，姐姐曾背着大人独自出去到一个很远的叫“桑叶林”的地方，采回来一书包桑叶，那简直就是历险般的“壮举”。不要说我们，就是在院内工作的大人，也与外面接触不多，对社会了解很少。
1968年全家合影
2005年我因出差到长沙，特意回政校看了一趟。火车皮还在，好像住了一些小学老师，大礼堂看上去很陈旧了，但依稀可见当年的气势，老白花园似已无人打理，一派荒凉破败的景象，整个大院都显得很萧条，没有了当年的生气与活力，……恍惚中仿佛看到一个时代的落幕。
幼儿园
大约三岁时我被送到幼儿园，直到七岁上小学，周末才能回家，院里各家的孩子大都如此。
幼儿园规模很大，各种硬件设施都很齐备、规范，每人每天都有一杯牛奶，但我觉得难喝极了，有股膻味，简直吞不下去。幼儿园就在校内，但很远，很偏，要走很长很长的路，虽然条件很好，但在我的印象中幼儿园是冷冰冰的，没有温情。
有次周末我没有回家（不记得为什么），和几个同样没有回家的其他班的孩子被转移到另一件房子里，气氛十分压抑、沉重，感觉自己就像没人认领的弃儿。
有一阵子我的脚不知出了什么毛病，打着绷带，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寝室里很安静，其他小朋友都已进入梦乡，阿姨不时地在大家的床位之间走来走去，电灯彻夜亮着，我盯着那个灯看——它闪来闪去的，不断变换出各种光束，……9岁时查出我双眼近视到0.7(这在当时很少见)，我怀疑就是那时候老盯着电灯看导致的。
我们的床位不知是否定期会更换（也许是小班到中班到大班时会有调整），反正记得有段时间我的床紧挨着窗户，晚上总能听到窗外呼啸的风，尤其是外面的小山黑黢黢的，令人害怕。
我那时是个内向、懦弱的孩子，我们班有个肤色很黑的女孩，十分霸道，我经常受她欺负。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阿姨发给每个孩子三颗水果糖，大家都很快吃光了，我却留着想带回家给妈妈吃，但我忍不住对一个好朋友说了，很快传到她那里，她就来跟我要，开始还说些好话，说你妈妈又不喜欢吃糖等等，我不得已给了她一颗，她马上吃了，又要第二颗，接着第三颗，态度也由原来的软缠硬磨到后来赤裸裸的威吓，当三颗糖都被她吃掉后，看着她扬长而去的背影，我哭起来，幼小的心灵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伤心、绝望。
印象中每个星期一早上是我们从家里返园的日子，有早到的，有晚来的，早到的总是在自己班的门口看着晚来的，谁谁谁来了，谁谁谁也来了，那是一个少有的热闹场景，……当黑肤色女孩出现时，男孩子们一片起哄欢呼，她则一步三摇地款款走来，带着微笑，像公主一样，骄傲，自豪，得意，陶醉。至今回想起来，我都不免惊讶，那幺小的年纪，男女生之间似乎就已经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暧昧。
幼儿园给我留下的唯一快乐印象，是有一次我舅舅来接我和姐姐回家，舅舅在兰州工作，可能是出差到了长沙。他接我们出去时，我们三人走在幼儿园的廊道上，那天阳光明媚，我们就像欢快的小鸟，……很多年后我对舅舅说起此事，他笑着说我们姐妹俩小时候长得很“心疼”(很可爱之意)。
幼儿园时与姐姐合影
小学生
大院里有一个小学，离火车皮很近，就在我家对面，过一个操场就是。
我是1967年上的小学，当时的情景已经没什么印象，只记得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高个子，姓廖。班上有位很文静的女生后来在西安政校“重逢”，一度来往甚密，其他同学则都不记得了。
那是文革中最乱的时候，有段时间学校停课了，教室里住进了很多打着背包的战士，我们都去看热闹，其中有个排长曾摸过我们当中一个漂亮女孩的私处，我们背地里叫他“痞排长”，但好像也没将此事告诉大人。
我当时在班上各方面都不出众，乏善可陈。班上已经很多同学都加入红小兵之后，有一次讨论新一批加入名单时，对我仍然基本上是否定态度，老师们都觉得我表现很一般，后来有位高年级的老师说了一句“不过比起她姐姐来，她好多了”，我才得以通过。
我姐姐那时非常“调皮捣蛋”。上小学后，幼儿园的那位黑肤色女孩在我们年级的另一个班上，有次课间她专门找到我，求我让我姐姐不要打她，我嘴上含含糊糊地答应着（知道姐姐根本不会听我的话），心里却很解气，没想到曾经那么耀武扬威的她也有可怜兮兮地求我的时候，那一刻觉得有这样一个姐姐还是挺骄傲的。
有一次姐姐和我家右边隔壁的高家男孩打架，事后那男孩拿了一把螺丝刀到我们家找人，但姐姐不在，他就对着我的肚子捅了一下，血流了出来，他就跑了。我当时好像没觉得太痛，也没觉得害怕，可能是迟钝，没反应过来，再后来好像家里来了很多人，不记得是否去了医院，……可能因为他毕竟年龄小（大约八或九岁），力气不大，捅得不深，因此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姐姐不仅对外强硬，对内也很暴力，我在家没少挨她打，每次妈妈上班一走，她又打我的时候，我就希望妈妈因为忘记带什么东西而突然折回，将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因为调皮，姐姐经常挨妈妈打。那时几乎家家都打孩子，有的家是爸爸打，有的家是妈妈打（我们家是妈妈打、爸爸劝），还有一家是爸爸妈妈轮流打，据说他们家爸爸打时妈妈在一旁鼓劲，妈妈打时爸爸在一旁加油，我们听后真是难以置信。
我因为胆小不惹事，很少挨父母打，听妈妈后来说，有天晚上她罚姐姐站到门外，一回头却见我在被窝里哭，就没好气地问：“又没打你，你哭什么？”我抽抽搭搭地说：“姐姐好可怜的。”
我后来一直好奇，不知道部队大院这种打孩子的风气是否在社会上也同样流行，是当时整个社会都有打孩子的风气——父母对孩子使用暴力似乎是人类尚未完全进入文明社会的某个阶段的共同特征，如“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曾是我们的古训，还是只有部队大院才有、或部队大院更甚？
1969年长沙政校被解散了，妈妈说当时大家都很不理解、很不服气，可能因为文革前政校是叶剑英树立的一面红旗，也可能因为在文革中政校曾派工作队“支左”，……后来有人到上面告状，但“九大”时黄永胜（当时是广州军区司令员）反而升官了，大家于是不再抱什么希望，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部队院校才渐渐恢复。
政校解散后，院里的干部很快被遣散到各地，妈妈复员了，转到地方工作，爸爸和其他许多叔叔一样到新的岗位后“降级使用”。那年秋天我们搬家了，全部家当还没装满一卡车，包括为搬家而临时打制的三个大木箱。
我很快转学进入了当地的学校，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现在回想起来，在长沙政校大院度过的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命弱”的时期，不仅身体很瘦，弱不禁风，性格上也胆小怯懦，经常哭哭啼啼，一副受气包的窝囊样子（这在大院里是很被人瞧不起的）。好在后来渐渐有了改变，上初中时已经换了个人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