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高考中落榜，随后便下乡插队。当时有两个口号：一是“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二是“广阔天地炼红心”。这让我相信，只要在农村锻炼两年，就可以免除出身歧视，重新考上大学。
1966年4月底，我向队长请假以后，返回太原准备参加高考。当时我家住在山西省政协宿舍，院子很大，也很安静。再加上父母上班，弟妹们上学，可以说是最好的复习环境。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也在紧锣密鼓中拉开序幕。五一节刚过，报纸广播里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文章连篇累牍，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架在火上，整个北京市委也摇摇欲坠。到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这次斗争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阵势给我一种极为不祥的感觉。
没过几天，报纸上广播里就传出《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她们在信中不仅列举了现行高考制度的一系列罪状，认为它是科举的延续，还建议从今年起废除旧的高考制度。紧接着，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革命师生也给他们的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随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太原返回农村。
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离开农村的这段时间，正是农村的大忙季节。期间不仅要为大秋作物锄苗间苗，还有龙口夺食的夏收任务。当地谚语说：“男人怕割麦子，女人怕坐月子”，这说明夏收是最苦最累的农活。正因为如此，许多农民把我回家备考，当作是“疥蛤蟆过端午，躲得无影无踪”。所以当我返回农村的时候，在路上遇到本队的两个农民，他们便阴阳怪气地说：“你这是回来吃麦子来了？”其言外之意是，你躲得了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从此以后，我的插队生涯进入受迫害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