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议员肯‧巴克和他的新书《挤压：大科技公司向言论自由开战》（Crushed: Big Tech’s War on Free Speech）封面。（大纪元合成图）
本专栏内容改编自肯‧巴克（Ken Buck）的新书《（暂译为）挤压：大科技公司向言论自由开战》（Crushed: Big Tech’s War on Free Speech）。该书1月17日面世。
以往，多数美国人可能从未想到过，（言论）审查会发生在我们的国家。人们以为中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朝鲜、伊朗和缅甸这些地方才有这种事；这些专制国家限制和监控言论的行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美国梦”是个全世界都知道的词儿，它代表着自由、公平竞争和致富机会。有类似的词儿来形容专制国家吗？我没听过有人向往“俄国梦”、“中国梦”、“沙特梦”。
“美国梦”是美妙、非凡的，但很不幸，它已经岌岌可危。“美国梦”遭遇威胁，特别是来自科技巨头的威胁。美国人有理由担忧，如果不做点儿什么，美国会走上俄罗斯、中共或沙特的道路。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积极屏蔽《纽约邮报》有关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报导，以免（对拜登选情）有潜在杀伤力的内容进入公众视野。该报导披露，亨特遗弃了一个笔记本电脑，里面的电子邮件显示他曾介绍父亲和乌克兰能源高官认识（老拜登否认了这个事儿）。对此，脸书代表安迪‧斯通（Andy Stone）说，“我们在减少（《纽约邮报》报导）在平台上的传播量。”推特审查得就更厉害了，该公司阻止用户转发该报导的连结，并且暂停《纽约邮报》账户两个星期。
有趣的是，一年后，也就是大选结束、拜登入主白宫后，推特时任首席执行官（CEO）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承认，所谓的黑客攻击行为并不存在，压制《纽约时报》的声音是个“错误”。
这是一个科技巨头压制可能改变2020年大选结果的信息的明显例子。这些企业成了把门人，严格筛选哪些内容可以进入“新闻市场”。
同样的，谷歌（Google）的搜索引擎也是个了不起的产品。但其独有的重要性算法逻辑，本质上是排斥性的。有的结果出现在页面顶部、很显眼，有的则被排在很后面、被淹没。虽然谷歌的掌权人坚称其搜索引擎不带政治偏见，但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以“川普”（Trump）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出来的新闻绝大多数都来自中间偏左的媒体：第一页有CNN、CBS、《大西洋》杂志（TheAtlantic）、《纽约客》杂志（TheNew Yorker）、“政客”（Politico）的两个链接，但没有任何右倾网站的报导。
科技巨头利用垄断地位压制观点的事情越来越多，它们频繁地针对保守派政治人物。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发现，脸书一度封锁了他的粉丝专页，理由是“多次违反社群守则”；推特因为他质疑口罩的有效性而暂停了他的账号；谷歌旗下的YouTube则移除了他的视频。保罗的同僚、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因对新冠病毒（COVID-19）治疗问题发表评论，而被YouTube暂时屏蔽。共和党参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因嘲讽《时代》杂志把一位原本是男性的变性人评为“年度女性”，被暂停账号两周。
如果有人好奇科技巨头的审查艺术是从哪里学来的，只需要审视一下它们和中共的商业关系（就明白了）。尽管大科技公司高谈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但它们在中国采行的却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做法。
科技巨头（对中国问题）含糊其词到了什么程度，我在2020年7月有关反竞争行为的国会听证会上最早领教到。我对其中的一段问答印象特别深刻：苹果公司（Apple）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和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竟然对我的简单问题无法做出简单的回答。
也许我的问题并不像我自以为的那么简单。我（在听证会上）说，我将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美国企业证明其供应链不依赖强迫性劳动。然后我问到，“虽然我不指望你们深入了解该法案，但我确实想问所有四位证人一个只需回答‘是’或‘否’的简单问题。今天，你们是否愿意在这里做出保证，即你们的公司没有或永远不会使用奴工来制造产品，或者不会允许使用奴工生产的产品在你们的平台上销售？”
库克回答说，“议员先生，我很愿意和你一起讨论立法问题。但我要明确指出，强迫劳动是令人憎恶的行为，苹果公司不会容忍这种事。因此，我很愿意参与你的办公室的立法事宜。”
我只是想让这位全球四大公司之一的领导人，在使用奴工的问题上给我一个“是”或“否”的答案。他不愿意（直接）回答。我简直不敢相信。
“谢谢你”，我回答说，然后问道，“皮查伊先生？”
皮查伊回答说，“议员先生，我和你一样关注这个问题。我也觉得这种行为很可恶。很高兴和你的办公室接触，并进一步讨论这方面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有点心烦了。这真是含糊其辞的新境界！谷歌和苹果不愿否认使用奴工或承诺不使用奴工。我决定再试一次。
我说，“我实际上经常不愿意和我的办公室打交道。你们是否认可，使用奴工制造产品或在平台上销售奴工制造的产品，是你们不会容忍的行为？”
皮查伊说，“我同意，议员先生。”
“库克先生呢？”我问道。
库克回答说，“我们不会容忍这种事。如果发现供应商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会终止合作关系。”
他还是不按我的要求（回答）！而且他只在“如果发现”的情况下，才会同意。
真是可悲。
为什么库克在做最起码的承诺时，如此躲躲闪闪？我们大家谁会想和奴工沾上边呢？说实话，我当时以为我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们可以轻松地回答。
但对于苹果CEO库克来说，奴工是个棘手问题，因为该公司在中国陷得太深了。他在涉及中国的一些问题上（例如禁止言论自由）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在个人自由问题上，中共说得十分动听，但对其而言，党和政权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苹果在中国采购和制造产品、把业务分包给了中国公司，并且在中国市场的（年）销售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其CEO自然要谨言慎行了，特别是在奴工问题上。
这是因为，有关新疆“再教育营”的报导有据可查，库克不会不知道。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共关押了大约100万维吾尔族人，甚至承认让“被拘留者上生产线，是为他们着想（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库克和苹果股东应该感到不安。该公司在涉及到中国问题时的表现有时候令人不齿。虽然苹果的大咖“兄弟”亚马逊（Amazon）和谷歌都曾向中共磕头，但苹果在关键时刻背叛民主理念，比前两者的表现过火得多。
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在2018年12月，苹果在中共的压力下，背叛了香港的学生和民主抗议者，把“全港抗争即时地图”（HKmap.live）从其应用商店中下架了。这是一款手机应用程序（app），供人们在平台上发布警察镇压示威者的位置等现场消息，从而使民众能够在集会抗议的同时，避开警方的水炮伤害及抓捕行动。该app出现在苹果应用商店后，引发中共喉舌媒体的狂轰乱炸。
库克向雇员发出一封电子邮件，为下架这款app找理由。他声称，删除该app的决定，是在收到当局提供的“可靠信息”后做出的，“该app被用于恶意活动，（有人）针对个别警察施暴，并在没有警察在场的地方对个人和财产造成伤害。”
他没有向外界分享这一“可靠信息”，也没说是哪个“当局”提供的信息。HKmap.live设计者在推特发文，严词否认该软件煽动暴力，并称苹果此举“显然是压制自由和人权的政治决定”。
就我所知，没有媒体报导证实该app给当局带来危险。同时，苹果常常把“保护个人安全”挂在嘴上，但对于可能想用该app避开警方镇压的人士的安全却不在意，这是不是很奇怪？
用“奇怪”来形容苹果的表现可能并不确切，用“虚伪”或许更恰当些。
2020年8月，苹果发布了一份（人权政策）声明，题为“我们对人权的承诺”。其中，第一个小标题就是“以人为本”，这可不是我瞎编的。
声明开篇是这么说的，“我们承诺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尊敬每个人；我们对人权的重视，始于此，但不止于此。”“我们相信，技术可以增强人们的力量，并且把全世界的人连结起来；而企业能够且应该成为善的力量。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创新、努力工作及专注地为他人服务。”“这也意味着，依照我们的价值观来行事。”
说得没错，我们就来谈谈这家全球估值最高公司的价值观。
我们已经看到了，苹果的“价值观”并没有阻止其在2018年删除HKmap.live、背叛争取民主的抗议者。
2021年，苹果从其中国应用商店中删除了橄榄树公司的圣经应用程序（Olive Tree Bible App），以及古兰经应用程序Quran Majeed，原因是中共官员认为这两款app违反了中国有关托管非法宗教文本的法律。从这件事中，大家也看不到该公司“价值观”的一点儿影子。
但是，不要追究苹果的责任。千万不要。他们在人权政策中是这样开脱责任的，“我们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复杂的问题，在正确的前进方向方面，可能会和政府及其它利益相关者意见不一致。”
这固然是实情，但没人要求库克和苹果在全球最专制的国家制造产品。中共政权已经明确表示，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对其构成威胁。
如果库克或苹果股东对自己和众多美国公司一起、心甘情愿地帮忙增强的中共价值观有任何疑问，他们可以去找一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发布的一份文件，其标题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该文件是上述机构当年发布的第九份文件，简称“9号文件”。
文件称世界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复杂、斗争尖锐”，并阐述了中共对“错误思想倾向、观点和活动”的立场。文件毫不掩饰地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促进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等理念进行了攻击。根据中共的说法，新闻自由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会“破坏我们国家的原则，即媒体应该体现党的精神”。
按照中共的说法，充当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是新闻业的价值所在。蒂姆‧库克，你在听吗？这样的价值观怎么样？
“9号文件”是份可怕的任务书，向外界阐释了中共残酷侵犯人权（的指导思想）。在中国，西藏不存在，不能提台湾，不能下载《圣经》，也不能阅读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真相。以下是“9号文件”的终极行动号召：
“要加强文化战线各种类型、各个层级的宣传管理，完善和落实相关管理制度，绝对不能让错误思想或观点有传播的机会或途径……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净化网络舆论环境。改进和革新我们的管理策略和方法，合法、科学、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有人会说，库克的公司每年在中国的销售额高达数百亿美元，他的“谨言慎行”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这就涉及到本书的一个核心问题：让垄断企业控制市场和言论，是否符合消费者的最佳利益？
只有当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时，商业市场和思想领域的运作才符合消费者的最佳利益。
在我为写这本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这句话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而一个又一个的事例，让大企业魅力失色。说实话，这些公司是很了不起的创新者，让很多人致富，改善了员工和客户的生活。
但是，尽管这些大企业做了那么多好事，它们在寻求市场控制的过程中，进行了许多“自我优待”（self-preferencing）、操纵市场和反竞争的商业操作。打开这些企业的“意识形态引擎”，里面像是有个真空吸尘器，吸走了任何寻求平衡、适当、公平和体面的意识。这就是“垄断权力”这一“魔咒”带来的结果，它导致（企业）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市场被“拘禁”、失去了制衡机制。
（注：“自我优待”是指经营者通过自身的市场力量，对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予以特殊优惠待遇，以提高自身市场地位，或阻止其他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或进行扩张。）
打着民主旗号玩弄权术的大科技公司，不只是苹果一家。谷歌曾有一个在中国推出审查版搜索引擎的秘密计划——“蜻蜓行动”（Operation Dragonfly），该公司是不是也很虚伪？
确实是。这家公司曾喊出“不要作恶”的口号，但却和中共达成协议，把顶尖的搜索引擎引入中国，并封杀中共反感的一切事物。“蜻蜓”协议的条款规定，谷歌搜索要和中共的“防火长城”一致，排除所有被禁的主题和内容。而“防火长城”是中共建立的一个“缓冲区”，把中国和西方世界（从信息层面上）隔离。
这意味着，有关基本人权、新闻自由、民主，以及批评中国政策或领导人，或者提及天安门大屠杀的信息，都会被“蜻蜓”搜索引擎屏蔽，（中共当局）认为有问题或不可接受的内容将被压制，中国用户看到的只会是经过粉饰的内容。
更大的问题是，谷歌本来就是个数据搜集狂，在这种协议下，他们更是会去监控和识别搜索中共禁词的用户。活动人士和人权专家担心，该搜索引擎会成为中共“老大哥”式监控的工具。
“蜻蜓”项目已经过了规划阶段。据自由派网站“拦截者”（The Intercept）报导，谷歌CEO皮查伊在2017年和一名中共政府高级官员会面后，该项目开始加速推进。该公司后来开发出两款符合中共要求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名为“茅台”、“龙飞”。
幸运的是，“拦截者”报导的事实以及（其中提出的）对这个全球头号数据公司和全球头号监控国家结盟一事的担忧，引发了各界对谷歌的不满。一年后，也就是2019年，谷歌高管卡兰‧巴蒂亚（Karan Bhatia）向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了让人欣慰的消息，“我们已经终止了蜻蜓项目”。
有趣的是，谷歌和中共合作，却拒绝和美国国防部（DOD）续签合同、推进Maven项目。该项目旨在利用人工智能（AI）来解析视频图像。很明显，谷歌热爱和平的程序员担心其工作被用于开发先进武器或进行无人机袭击。因此，4,000名员工签署了请愿书，要求谷歌制定“明确的政策，保证谷歌或其承包商永远不会开发‘战争技术’”。
从程序员对“蜻蜓”默不作声但却抗拒Maven这个情况来看，谷歌员工的思维似乎是错乱的，认为中共的监控行为好，美国保障军事安全的做法不好。
但也许这种态度也是有道理的。中国是个监控国家，当局通过收集公民的数据来控制人。谷歌也是做着非常类似的事情：大量收集公民的数据，以便让他们点击汽车（广告）、关注某个候选人，或者其它某人在推销的事物。
和苹果一样，谷歌也有人权政策。该文件第二段开头说，“不管我们做什么，推出新产品也好，在全球扩展业务也好，我们都以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为指导思想。”
该公司怎么可以一边喊着人权，一边为中共开发限制性的搜索引擎呢？在“拦截者”吹响哨子后，该公司才开始坚持价值观，其表现之拙劣令人发指。此外，该公司在众多工程师威胁要辞职后，才开始重视国防部的事情。该公司重视开放性，使所有数据可供自由抓取、编入索引和分享，但如果有人想把其收集的数据交给另一个搜索引擎或广告交易平台呢？呃，这就有点问题了。
老实说，股价才是谷歌、苹果和其它大企业最看重的价值。而驱动（股价上涨），就要防止挑战其产品价格体系的竞争者出现。这意味着，对这些企业来说，控制思想领域变得前所未有的紧要；垄断一个市场，意味着你可以控制该市场的理念。因此，你可以控制对你自己价值观的理解方式。这样子，垄断能力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增强，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
清醒的人会把监控网络空间并过滤消息的大科技垄断企业，和中共这样无视基本人权的极权专政想比拟。但这种相似性很刺眼。在大科技公司的垄断决定我们可以看什么、说什么的情况下，消费者既没有能力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没办法选择市面上不同的观点。因此，确保人们在信息交流中不受科技巨头审查，是保证美国“思想市场”开放的关键。
作者简介：
肯尼斯‧罗伯特‧巴克（Kenneth Robert Buck）是一名律师和政治家。他是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代表科罗拉多州第四国会选区。2019年3月30日～至2021年3月27日，巴克担任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主席，曾担任过科罗拉多州韦尔德县（Weld County）地区检察官。巴克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任职。他是《自由之都》（Capitol of Freedom）、《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等书的作者，最近还写了《（暂译为）挤压：大科技公司向言论自由开战》（Crushed: Big Tech’s War on Free Speech）。
原文：Big Tech Adopts Communist China’s Tactic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