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鲍鱼产出国和消费国，中国市场需求也驱动非法盗采野生鲍。法新社图片
入冬，中国福建沿海迎来忙碌的时节，渔民熟练地安置“南下越冬”的鲍鱼，密密麻麻的渔排挂着层层网箱，有如漂浮在海上的养鲍城市。老大哥挂在嘴上“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福建”，不过，盗采野生鲍鱼的黑色产业链也少不了中国人的份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鲍鱼产出国和消费国，2020年中国鲍鱼海水养殖的产量为20.35万吨，约占全球9成产量。养鲍大国没成为野生鲍鱼的救星，反而成了帮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最新版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又称红皮书）显示，南非鲍（Haliotis midae）的受胁等级为濒危（EN），正面临野外灭绝的危险，尤其在东亚的高消费需求驱动下，导致不受控制的偷猎活动，而最主要的消费地指向中国。
犯罪集团盯上南非鲍
南非的盗采鲍鱼往往和黑帮挂勾，幕后的黑手大多是华裔和亚裔操控的犯罪集团。红皮书罪证凿凿写下摧毁南非鲍的主因：东亚偷猎团伙勾结当地不法分子和渔民，形成严密的跨国犯罪组织，导致鲍鱼数量急剧下降，整个地下产业链与国际毒品交易密切相关，非法捕捞的鲍鱼可以用毒品或现金支付，作为洗钱的手段，然后通过第三国运往香港。
2018年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调查报告也提出有力证据，打从2000年以来，国际犯罪集团在南非盗捕的鲍鱼数量高达9600万只，价值近9亿美元，其中超过90%出口至香港，而当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之后会转运到中国大陆。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调查报告发现，犯罪集团在南非盗捕的鲍鱼，经由南非洲各国大宗出口至香港。（图片来源：TRAFFIC）
长期投入鲍鱼研究、甫从台湾海洋大学水产养殖学系退休的郭金泉教授指出，养殖鲍鱼由于成本考量，大多养殖一年半至两年就收成，所以个头往往比野生鲍鱼来得小，鲍鱼愈大身价愈高，坊间常以“几头鲍”来区分等级，也就是单位重量有几头鲍鱼，举例来说，三头鲍比六头鲍值钱，而南非鲍的壳色偏白、体型很大，随着中国经济崛起，野生大鲍鱼被视为餐桌上身份地位的象征，市场需求刺激非法贸易。
南非的政经情势也驱动盗捕和黑市产业链，郭金泉表示，南非贫富悬殊加上种族隔离现象，社会底层人士迫于生计铤而走险，潜水偷捕野生鲍鱼，再卖给走私集团，连南非的鲍鱼养殖场也被不法分子盯上，还得出动警察或武装人员加强戒护。
非法采捕断野鲍生路
中国走私鲍鱼的问题层出不穷，台湾高雄科技大学渔业生产与管理系副教授郑有容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一定是有利可图，而且利益相当可观，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物力成本已经大幅提升，如果能从开发中国家走私鲍鱼，不用承担养殖成本和风险，得到的利润还比较高，当然有人选择走私，另外，从人性角度、资源面思考，花别人家的钱都比啃自己的老本强，野生鲍鱼滥捕的威胁也持续加剧。
黑色链条有如重锤般，狠狠给了南非鲍致命的一击，南非农业、渔业和林业部（DAFF）的鲍鱼资源调查发现，由于过度捕捞，主要是偷猎活动，整个西海岸渔业区的鲍鱼密度低于成功繁殖所需的水平，即便在开发程度较低的东开普敦省，鲍鱼种群数量普遍下降，以地处偏远的Great Fish Point来说，沿海鲍鱼密度从首次采样以来下降了近60%，野外种群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非法采捕无可避免加速鲍鱼灭绝的速度。郑有容指出，非法采捕被归类为IUU渔业，也就是非法、未报告、不受规范（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简称IUU）的非法渔业行为，它会衍生非常多负面影响，首先非法盗捕会直接减少现地的渔业资源，包括鲍鱼的数量，另外，因为属于非法行为、不会进行报告，所以一般主管单位无法进行管理，学术界也无法得知非法盗捕的捕获量，因此没有办法依照捕获量来评估资源的现存量，以及拟定永续、适合的管理规范，它造成的影响非常巨大。
南非鲍生活在南非沿海浅水区，体型可达234毫米，猖獗的盗猎活动导致野生种群陷入濒危命运。（图片来源：IUCN）
趁势崛起的养鲍大国
全球野生鲍鱼的数量急剧下滑，催生了中国养殖鲍鱼产业，台湾的养鲍技术也曾经扮演推手角色。郭金泉指出，1990年代台湾的小型鲍九孔（中国称杂色鲍）产业蓬勃发展，当时由于中国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便宜，消费市场庞大，台商把九孔养殖技术引入中国，由于技术门槛不若高科技的芯片产业，中国养殖场很快学习上手并改良，不过，中国鲍鱼产量突飞猛进的关键因素来自引种，例如将中国和日本的皱纹盘鲍进行种内杂交，产生杂种强势，培育出耐热的新品种，所以自从杂交鲍问世之后，江苏连云港以南也能养殖皱纹盘鲍。
如今，福建跃居为中国的“鲍鱼之乡”，“厦门大学柯才焕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持续收集世界各地的鲍鱼，例如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郭金泉多次造访福建的鲍鱼养殖场，同时进行学术交流，“他们继续做杂交试验，希望可以培育出更耐热的鲍鱼新种。”
中国还发展出“南鲍北养”的独特模式，夏季由于南方水温上升，加上台风、赤潮威胁进逼，鲍鱼养殖企业动脑筋打造活水运输船，由春入夏，鲍鱼北上渤海湾“避暑”，到了11月秋冬之际再南下“过冬”。郭金泉说，当地把这种养殖方式称为“南北接力”，因为再怎么育种，不可能完全不受温度影响，当鲍鱼始终处于适合的温度，它们会一直进食，生长速度也快。
当前餐桌上的鲍鱼以人工养殖为最大宗，以中国来说，超过95%的鲍鱼供应来自水产养殖业，野生鲍鱼的占比虽然不大，在全球的份额却不小，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1年中国鲍鱼的进口数量为1304.9吨，同比增长14.1%，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野生鲍鱼产品为主，这数字还不包括非法走私的黑数。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养鲍大国，囊括全球9成产量，密集养殖也衍生出污染问题。（翻摄自央视）
养殖鲍能拯救野生种群？
雪上加霜的是，养殖鲍鱼的“流行病”也波及野生鲍鱼。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分析资料指出，海洋网箱饲养的鲍鱼种群已被证明容易感染导致肌肉萎缩的肌萎缩症，造成鲍鱼大量死亡，这反过来也提高病毒转移到野生种群的风险。
郭金泉指出，1970年代日本为增加野生鲍鱼资源，开始放流鲍鱼种苗进行栽培渔业，他们从野外取种鲍，集中养殖后发现有病变的现象，然后中国引种时不巧引入病毒，疫情又继续蔓延，跨种跑到杂色鲍，从北方沿海养殖的皱纹盘鲍到南方养殖的杂色鲍都陆续染病，1999至2005年冬春季节更反复大爆发，对南方杂色鲍养殖业造成致命且毁灭性打击。
台湾的小型鲍养殖业也没逃过劫数，因为养殖户购买中国种苗，连带引进病毒。郭金泉记忆犹新说，2001年起，台湾九孔（杂色鲍）接连出现幼苗脱落掉板和冬季收成前成贝大规模暴毙，后来几乎整个台湾养殖场都沦陷了，业者以“九孔的口蹄疫”来形容这次灾害，台湾九孔的年产量曾经逼近2500吨，为世界之冠，在病毒肆虐下，2010年仅剩171吨，一夕之间跌停为夕阳产业。
人工养殖被视为拯救鲍鱼野生种群的解方之一，不过，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加上海洋污染日趋严重，鲍鱼养殖产业也无可避免受到冲击。郑有容提醒，气候变迁和海洋污染不仅会影响养殖鲍鱼的生长和存活，鲍鱼的掠食者、疾病的病源和它们的饵料也都会受到影响，进一步再影响到养殖鲍鱼的收成。
野生鲍鱼常以干鲍形式走私出口。（法新社）
当海洋保护区沦为纸上公园
面对野生鲍鱼濒危的严峻形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软体动物专家组成员彼得斯（Howard Peters）提出建议，“人们可以采取的最直接行动是只吃养殖或可持续来源的鲍鱼，执行渔业配额和打击盗猎也是重要对策，然而我们还需要停止海洋化学和温度的变化，以长远保护包括鲍鱼在内的海洋生物。”
郑有容认为，各国要保护濒危的生物，包含野生鲍鱼，当前主要的做法还是禁捕，海洋保护区也被国际视为是最有效、最经济的保护策略，此外，消费者改变食用海鲜的习惯，选择对环境永续比较友善的水产品，这也是有帮助的。
去年底，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昆明－蒙特罗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各国代表承诺2030年前将30%的土地和海洋纳入保护区，不过，要实现这个目标任重而道远，因为根据联合国世界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目前全球只有大约16%的陆地和8%的海洋受到保护。
COP15达成协议在2030年将30%的土地和海洋纳入保护区，要达到这个目标，各国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美联社）
对照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COP10通过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当时希望全球在2020年达成10%的海洋保护区，很明显这个目标已经宣告失败，现在2030年要提升到30%，挑战非常高，老实讲，我觉得一定达不到，就算是达到效果也不大。”郑有容认为现况不容乐观，“我要强调，保护区的大小和比例的确很重要，但是这是在保护区有效管理的前提之下。”
郑有容表示，目前全世界面临的状况不仅是海洋保护区的占比不足，更棘手的问题是没有落实和发挥保护区的功能，最后海洋保护区或海洋公园沦为“纸上公园”，这是很讽刺的，我们要追求保护区一定的配比，但是妥善的规划和落实执法也需要更为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