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Bradley A. Thayer撰文／原泉编译
中共针对西方的情报活动是人所共知的。
《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格茨（Bill Gertz）报导了美国核实验室被中共渗透，导致核机密泄密，并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曾接触过美国核武库的最高机密，包括最先进的弹头，这使得中共能够部署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先进武器库。
中共对美国安全的破坏程度，只有苏联对“曼哈顿计划”的渗透可以相提并论，那次渗透导致苏联在1949年获得核武器。
与这些情报活动一样令人震惊的是中共资金对政治的腐蚀，这更有害。金钱让中共得以施加深远的影响，并助长了美国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的败坏。美国人蔑视民选官员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可能是中共政权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收买官员所施加的影响力。
中共资金对美国政治的腐蚀并不是新鲜事。1995年至1996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和副总统阿尔‧戈尔在白宫举办“咖啡”聚会，邀请名人与金主留宿“林肯卧室”就是一个标志。这些人包括，寻求在中国扩大业务的华裔商人崔查理（Charlie Trie）、与印尼力宝集团（Lippo Group）有联系的黄建南（John Huang），而力宝集团也同样寻求在中国扩张生意。据媒体报导，黄建南曾在华盛顿的住所与中共大使会面，讨论向民主党捐款的问题。黄建南还负责戈尔到加州一座佛教寺庙参加筹款活动的事宜，戈尔后来否认知道这是一次筹款活动。
几乎在同一时间，国防承包商休斯公司（Hughes Electronics Corp）和劳拉公司（Loral Space& Communications），获准与中共分享有关卫星和导弹技术以及“重返大气层载具”（re-entry vehicle）的技术，而这些技术有助于中共的太空军事和核武器计划。1999年，众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领导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考克斯报告》，公布了这方面的许多细节。报告指出，中共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情报收集活动，窃取了美国的核武器机密，以及信息处理、飞机、制导和导弹技术。
《考克斯报告》指出，至少从1979年起，北京就瞄准美国的技术，当时美国对中共的外交承认让其有更多机会接触美国的技术。
美国远非个例。在几乎每个国家，中共的资金通过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带来权力和影响力，这一切往往始于投资。爱尔兰的“投资移民计划”是中共战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90%的投资者来自中国内地或香港，自2012年实行该计划以来，中国的投资者贡献了超过12.5亿美元。中国资金流入爱尔兰经济，以换取居住权，随着投资而来的是爱尔兰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依赖，以维持其投资，进而维持中共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这种手段有不同的花样，但都是中共政权利用其财富使少数人致富，但却腐蚀了全球各国政治。
华尔街和硅谷远不能幸免。事实上，它们作为渠道的作用甚至比休斯公司或劳拉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的作用还要大。今天，诸如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和其它许多公司都向中国实体提供资金。因此，这些实体的成功符合它们的利益，而它们也向美国政客和两党捐款。
这种循环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应对中共威胁的能力带来了两个根本问题。首先，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重要的咨询报告中警告美国企业，与中国实体进行贸易存在风险。该报告指出，由于中共新颁布的法律，包括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2020年的《数据安全法》和2020年的《密码法》，中共支持的数据盗窃风险持续增加。这些法律迫使中国企业和公民——包括学术机构、研究服务提供商和投资者——支持并方便中共政权获取数据的收集、传输和存储。总而言之，它们迫使中国实体允许中共对这些实体的外国合作伙伴进行间谍活动。
第二个问题比情报收集影响更大。随着中国实体的成功，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因此能够更好地取代美国和美国的利益，同时监视美国的外国伙伴。作为回馈，中共为它们的风险资本家提供回报，华尔街和硅谷继续向民主党和共和党捐款，这是问题的核心。中共的实力增长得益于美国的资本投资——这些资本应该流向美国及其盟友的公司，以帮助他们，而不是美国的敌人——而这些实体则监视所有与他们有联系的外国人。两党的捐款使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并使风险资本家和其他人免受适当的监督。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
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成立了一个由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领导的委员会，负责调查来自中共的威胁。其长期议程中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必须终止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包括通过“节俭储蓄计划”（Thrift Savings plan﹐针对美国联邦雇员及军职人员设立的一项退休储蓄和投资计划）的投资，以及终止北京在美国市场融资的能力。
麦卡锡必须让加拉格尔的委员会完成其工作，特别是因为这将牵涉华尔街和硅谷。未来的其它措施是迫使美国实体承认他们对中国法律的责任，从而承认美国实体、其投资者和客户所面临的隐患和风险。这将要求华尔街和硅谷改变行为，这是困难但极其重要的一步。这还需要两党都这么做——毫无疑问，这更具挑战性。双方都必须保证不接受在中国投资的实体的捐款。
正如迫使美国公司停止对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进行投资一样，美国实体也应该在中共问题上面临同样的责难。正如政党在冷战期间不会接受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阵线组织的捐款一样，他们也不应该在当前的冷战期间，接受共产党人或他们控制的实体的捐款。
作者简介：
布拉德利‧A‧塞耶（Bradley A. Thayer）是“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Present Danger:China）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国际政治中的大汉族主义与权力平衡》（How China See the World: Han-Cent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书的合著者。
原文：Ending the Chinese regime’s corruption of our politic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