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刚过了而立之年，就已显出苍老的面孔和略带佝偻的身躯却总是会浮到我的眼前来。
一个“油头滑脑”的老犯人
记得我头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觉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琐的样子。当时狱警拉开牢门时，他毕恭毕敬地低头弓背面对牢门，满脸堆笑，活脱脱一个油头滑脑的老犯人。
那天我刚刚从北京炮局看守所拉回工厂“被斗争”了才拉过来，连东南西北都没弄清楚。看到他，马上就想到电影里见过的那些坏人。因此，当狱警在我身后把牢门哐当一声锁上后，摸不清状况的我完全没有想要搭理他。
没想到，狱警的脚步声刚从门口离开，他就一步跨到用高低不平的十几根光溜溜的半圆木拼成的床铺上，从我手里夺过狱警给我的一床薄薄的、里面的棉絮满是窟窿的被子，帮我叠好放在床的里头。
他告诉我，刚进来肯定还不习惯这个高低不平的床板，他已经习惯了，因此他把稍微平一点的中间让给我睡。同时压低嗓门一一告诉我牢房里“政府”——他总是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上——定的各种规矩。
如平时起床要叠好被子放在床里头，犯人不能站在床上或地上，必须要下床面对门坐在床头；床头的塑料桶是马桶，一定要盖严，否则屋里味道太大；每天上午几点会放人出去倒马桶，必须在几分钟内抓紧倒净洗完返回号里，否则会被罚；一周有几次放风，每次放风会放多长时间，经过楼道下楼时千万不要停下来，也不要东张西望，如此等等。
同屋还有一个比我稍小些的犯人。当天我就知道了他和我都是因4月5日的事件进来的。他是在4月4日当晚下夜班后没事，陪着师傅到广场看热闹，意外被抓了个现行，抄了进来的，一直关到这个时候。只被审了几次，就再也没人理他了。一提到他的师傅和他的家里人，他就会扑簌簌地掉眼泪。
我刚进来的那些日子，几乎天天被押去审问。一审就几个小时。每次被提出牢房后，他们两人都会偷偷地扒着窗户，透过油漆剥落的玻璃缝隙，看我被穿便衣的警察从一楼侧门押着走出去的情形。每次回来，牢门刚一关上，老犯人都会马上把已经凉了的饭菜递到我的手上，催着我把饭吃完。
监狱里的饭千篇一律。每顿一个窝头（一周会有一次给吃馒头），一碗菜汤，菜汤面上会有几片闪着亮光的明油。我的饭量不大，关在狱里又不运动，一个馒头也还凑合。但那个才19岁的徒工就不行了，因此，我进来后发现，几乎每顿饭，老犯人都会把他的馒头或窝头分一半给他。
老犯人在牢房里最拿手的余兴节目是唱歌。他的嗓音不错，虽然不敢让狱警听到，声音放得很小，但是他小声哼唱的那些我听也没听过的各种中外歌曲，还是会让我觉得即使在牢里，日子有时候过得也还算得上心旷神怡。我也因此从他那里学了上百首中外名曲。
从“书香门第”到“专业小偷”
其实，被关进这里几天后，我就知道了老犯人的大致经历。先是小犯人告诉我他是小偷，然后是他主动告诉了我他从十几岁开始，因偷窃，几次被教养，到被判刑的经过。
说起来，我和父亲去干校前夕，曾全家一同去前门买棉衣等。就在公共汽车上，被小偷偷去了全部准备买衣服的钱和积攒了将近一年的布票、棉票。因此，对小偷，我曾经十分反感和愤恨。可是，当老犯人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之后，对他我却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
我过去印象中的小偷，一定是家境很差，缺吃少穿的穷人子弟。然而，老犯人的家竟是书香门第。其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母亲还是北京市某名牌小学的校长。家里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他从小就学过弹琴，会识五线谱，很喜欢音乐，而且看了很多闲书。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因为有一次挨打躲出去，连着两天没回家，跟一个大些的孩子去偷人家的东西被抓，母亲因为觉得有辱家门，坚持不去领他，后来经父母同意，把他送进了工读学校。从此他就和更多的坏孩子走在了一起，学了更多的偷窃手法，再也改不掉偷窃的习惯了。
当然，每次被抓到后，他都想过要改掉偷窃的毛病。但他告诉我说，染上这个毛病后，人就像是吸了鸦片上了瘾似的，一有机会在眼前手就痒得不得了。终于，他在15岁时被送去劳动了几年。出来后，因为生活无着，家里也不理他，再度偷窃，再度被抓，作为屡犯，又超过了法定年龄，因此被判了7年刑。
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将近30岁了，既无工作经历，又没有单位接收，城里几乎无处立脚，于是街道上一纸报告，把他定为“四类分子”，送去延庆山村里实行管制劳动。
这个时候，我已经大致弄清了关押我的这个地方。这是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又叫半步桥监狱。
两次逃跑失败，被打入“死牢”
1976年7月，我入狱两三周后的一天半夜，突然间天摇地动，把我们全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满楼道里犯人们大呼小叫，砸门哭闹，恐慌至极。但是，因为监狱把牢房的门统统换了包有厚厚铁皮的沉重木门，只在齐眉高的地方为方便狱警监视犯人的动静，从外面开了一扇小铁窗，必须从外面拉开才能打开。
对外的窗户，又全部刷上了厚厚的油漆。因此，犯人们几乎无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情况。尽管所有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极剧烈的地震，因狱警全无声息，犯人们声音再大，也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
我们号里的小犯人喊哑了嗓子，兀自坐在铺边哭泣。老犯人虽然搂着小犯人的肩头未吭一声，但是牢房每震颤一次，他都会神经质地嘟囔一次“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直到余震消失。
记得在那个白天，老犯人一反往常笑嘻嘻的一脸轻松相，一声不吭地坐在床上，眼睛发呆。我当时试图和他讲话，他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嗯嗯两声而已。直到晚上熄灯之后，他才突然在我耳边小声地问我：“你想你家里人吗？”我记得我应了一声。又过了一会儿，他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妈今年60岁了。”
整整一个晚上，他把自己的头包在被子里面没有出来。我分明听到他在暗暗抽泣。
又过了一个多月，因为没有报纸，没有广播，除了白天黑夜，我们谁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天。只知道清晨突然间听到外面有大喇叭持续不断地响起震耳的哀乐声，我们当即猜测一定是毛去世了。
又过了一周多时间，小犯人意外地被释放了。那天老犯人也显得十分激动。……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对我讲了实话。原来，他这次并不是因为偷东西进来的，而是因为政治问题。
一个小偷犯了政治问题，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却是真的。
他的变化原因很简单。他被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作为“四类分子”，在农村中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每天清晨四点钟就被赶起来打扫村里的街道，天亮以后再被赶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直到晚上回来，大部分时间都被人看管着。
工分值最低，房子住得最烂，经常吃不饱饭，离村还要打报告，节假日别人放假他们照样要劳动。至于年轻人想娶媳妇，则连门儿也没有。被管制了几年之后，他和另外一个年轻的四类分子终于觉得生不如死，下决心逃跑了。
没想到，两人没经验，以为到城里找钱容易，想着一路从各城市南下跑出境去。却不料城里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几天后就给抓了回来。这回更惨，两个人被接二连三地斗争不说，还被吊在房梁上打得死去活来。
此事之后，两人老实了一段时间。但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渠道听到了台湾的广播，里面说得天花乱坠，说是只要给香港某信箱写信，就可以得到经费。于是，这两个走火入魔的人，竟然信以为真，想着写封信就能拿到钱，然后再往境外跑。
老犯人于是自封什么“燕北支队参谋长”，然后按照广播中的地址给香港这个信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自然落到了有关部门的手里，他们两人也就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在一个月后被换到另一个号子，然后在1977年1月初被无罪释放，从此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听到老犯人的消息。
直到这一年5月1日前夕，我鬼使神差地偶然留意了一下街道上的布告，赫然看到了被打上了红×的他的名字……
2023-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