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渔场面临掠夺捕捞，中国渔船被视为“魔鬼之船”，贪婪捕捞经济鱼种，也涉入侵犯人权问题。路透社
“这些人对我们施暴痛打。”加纳船员Kwesi提起在中国拖网渔船上的遭遇，“渔船驶离港口后，加纳渔工就沦为奴隶。”另一位船员Akondoh也愤怒控诉中国渔船的罪状，“黑夜里，渔船把灯关了，偷偷进入禁捕区，什么鱼都抓，大小鱼都不放过。”
加纳船员把中国渔船叫做“魔鬼之船”，船上生活有如炼狱，贪婪的拖网榨干海洋资源，总部位在英国的“环境正义基金会”（EJF）记录渔工的血泪指控，他们隐匿在幽暗的镜头后，不敢让真面目曝光，脑海烙印着2019年加纳渔业观察员Emmanuel Essien的“失踪案”，他尽责搜集中国渔船非法、不报告、不受管制（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简称IUU）的非法渔捞活动，下场却是在海上“被消失”，迄今仍是一桩疑点重重的悬案。
中国远洋船队猖狂盗捕
翻开环境正义基金会的最新报告《一网打尽：中国远洋船队涉及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渔业活动之规模、性质与企业结构》，2015年至2019年间与中国远洋船队相关的IUU渔捞事件总计有554例，最常见的违法行为是未经许可或授权的渔捞，共计有237例，占总数的42.7%，紧接是使用违禁装备和捕捞违禁物种，分别占了11.5%和10.3%，其他犯罪行为还包括与身份或船旗相关的违规行为、未回报／申报捕获量、捕鲨割鳍、在禁区内捕捞等。
中国远洋船队的犯罪行为分析也呼应了外籍渔工的亲身经历，环境正义基金会东亚经理邱劭琪指出，EJF在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期间采访了116位曾在中国远洋船队上工作的印度尼西亚船员，95%受访者看过鲨鱼被割鳍弃身，22%和38%受访者分别看过海豚和伪虎鲸被刻意捕杀，以及34%受访者看到海豹和海龟等其他保育类物种被捕获或被杀。
中国工业渔船上的捕鲸行为。（EJF提供）
以渔具类型来看，拖网渔船甩不开“头号罪犯”的嫌疑。邱劭琪表示，在554例IUU渔捞事件中，有350例可识别船只的渔具类型，其中31%使用拖网渔船，包括底拖网、中层拖网和头足类拖网，再来是延绳钓渔船占了28%，鱿钓船占了20%，在已确认与中国远洋船队相关的非法渔捞事件中，这3种船型加起来占比近80%，围网渔船则位居第4，占整体12%。
西非是拖网船犯罪热区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渔船各自有其“犯罪热区”。邱劭琪指出，悬挂中国船旗或与中资相关的工业拖网渔船的非法捕捞作业超过一半以上发生在加纳、印度尼西亚和几内亚的专属经济海域，占比达56%，另外还有15%发生在冈比亚和塞拉利昂共和国（又译为狮子山共和国）；延绳钓船的非法渔捞事件有31%发生在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的管辖水域内，而公海（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未涵盖的区域）是第二常见的区域，占了20%，其他常见的区域还有坦桑尼亚、索马利亚和加拉巴哥群岛的专属经济海域；鱿钓船有高达61%的非法渔捞事件发生在阿根廷的专属经济海域，其次是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SPRFMO）管辖的公海，占整体16%，公海也占了6%，而数量最多的区域为南美洲周围水域。
“我们从数据上大致可以看出渔船种类和地区的相关性，拖网渔船大部分是在西非国家作业，延绳钓则是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管辖海域或公海上进行捕捞，鱿钓船主要在南美洲附近。”邱劭琪归纳中国远洋船队的分布特性，“不管在哪个区域，中国的渔船数量都比其他国家来得多，所以发生非法捕鱼的机会也会更高，当然这也牵涉到中国政府对自己船队的监管能量和监管意愿，或是他们的监管能力可能跟其他捕鱼国家无法相比，同时资讯不透明和相对保护，使得NGO和其他沿近海国家没有办法发挥执法或监管的功能。”
西非海域的非法渔捞事件常扯上政治贪腐问题。（路透社）
此外，当中还涉及政治贪腐问题，邱劭琪进一步说明，这些特定渔船或渔业特别青睐某个地区除了和天然资源分布有关系外，也受到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EJF的调查发现，中资企业在这些国家跟当地政府有密切的连结，以加纳来说，中资渔业公司有非常严重的贿赂官员的情形，包括对渔业观察员、渔业官员或是港口检查员的贿赂，这造成当地官员可能对非法渔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沿海国内部政治的贪腐问题也让这些非法渔船和非法渔业公司能够在当地持续生存下去的原因。
虐待渔工和以性换鱼
一艘艘中国远洋渔船成了犯罪的温床，由于产业高度依赖移工、作业的地理位置偏远，IUU渔捞活动常和人权侵犯问题共生，凌虐船员、人口贩运，甚至各种死亡事件不断浮出水面。
环境正义基金会访谈的116名印度尼西亚船员来自88艘中国远洋船只，他们回报一系列违法的行为，包括身体虐待、恐吓和威胁、扣留和扣减工资、债役劳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严重的超时工作。邱劭琪表示，EJF在加纳的调查样本数虽然较小，但结果显示中国远洋渔船上的加纳船员也面临类似的人权侵犯问题，受访的10名船员都亲身经历或目睹过身体虐待、被迫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吃缺乏营养的食物，以及喝不安全的饮用水而导致生病。
人权剥削问题不只在船上滋生，工业拖网渔船的掠夺式捕捞，也让西非妇女堕入“以性换鱼”的悲惨命运。邱劭琪指出，研究陆续发现女性受到鱼类种群减少的影响特别严重，以西非的小规模渔业社区来说，大部分男性会出海捕鱼，女性则是负责鱼类加工和销售，渔获量减少而导致经济收入不足，使得有些地区的妇女被迫从事性交易，或是必须转向剥削性的金融贷款求助，来支应家庭生活开销。
西非妇女在市场贩售渔获，随着渔业资源骤减，女性愈加成为弱势族群。（路透社）
女性成了远洋渔业淘金和性别结构下的弱势族群，邱劭琪以加纳和塞内加尔在内的西非国家研究为例，“渔业社区的妇女缺乏获得资本或其他资金的途径，但在社会压力之下，她们还是必须负责家计和养育儿童，因此在鱼类资源减少的状况之下，她们不只要顾家、顾小孩，还要想办法从事小额贸易或鱼类加工等经济活动，面临了双重压力和负担。”
中国远洋船队的人权侵犯和非法捕捞引来国际关注，2022年12月美国宣布制裁大连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创办人厉振宇和平潭海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卓新荣，以及与他们两人有关的10家实体、157艘中国渔船。美国财政部的公告提到平潭海洋实业公司参与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并在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和厄瓜多尔涉入非法渔捞活动，而大连远洋渔业旗下的“隆兴629”在2019年2月出海后，长达13个月未在任何港口停靠，船员平均每天工作18个小时，吃的是过期食物，喝的是褐色的淡化海水，有5名船员丧命，其中3人的遗体被丢进大海。
中国远洋船队由国营转向私营，所有权结构的变化松动了中国政府对渔业企业活动的控制。（法新社）
国营企业名列黑名单
这个制裁行动也呼应了环境正义基金会报告中的中国远洋船队“黑名单”，以2015年至2019年期间IUU渔捞犯罪纪录排行榜来看，平潭海洋实业有限公司（包含旗下福州宏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名列头号惯犯，公司有188艘船，非法捕捞纪录有25起，接下来依序是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福州东鑫龙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大连金沐投资有限公司、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中，福州东鑫龙只有2艘船，违规次数却有15起之多。
中国国营企业也涉入非法勾当，国家机器俨然扮演“共犯”角色。邱劭琪指出，以犯罪纪录最多的前5个公司集团来看，排名第5的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为国有公司，而名列第2的中国万向控股公司则有部分是国家持股。事实上，在这次报告分析的554起IUU渔捞事件中，有82起由完全国营或部分国营的企业所为，占比约为15%，然而这只是保守数字，因为一些中国远洋渔业公司在海外设立合资企业，这些公司参与的IUU渔捞却无法被算入。
邱劭琪表示，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发展远洋船队，一开始大部分是国营企业的船队组成，后来中国经历改革开放，许多国营的远洋渔业公司渐渐转为私营，目前绝大多数的船队属于私营，有人认为，这种所有权结构的逐渐变化松动了中国政府对渔业企业的控制，而悬挂第三国船旗、未登记在远洋计划中的中资渔船也与这个变化有高度相关性。
中国远洋船队的治理权来自国家级和省级两个层面，双重治理模式也衍生各种弊端。邱劭琪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核心，“中国远洋船队的治理权部分下放，导致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因为国家层级对永续发展的需求无法与地方的经济野心达成一个平衡。”
根据2017年“十三五”计划中的国家远洋渔业战略，中国农业农村部确立在2020年底前将全国远洋船队规模限制3000艘以内，并将获准的远洋渔业公司数量回到2016年的水准。邱劭琪表示，控制船只数量和总吨位的国家目标，与要进一步发展远洋渔业产业的地方目标相互矛盾，这些沿海省份地区为了达成地方粮食安全和丰富“菜篮子”指令，以及执行打造“海洋强省”的任务，省级和地方政府会提供各种补贴和奖励，例如鼓励当地公司从其他省份购买船只，或吸引其他省份的公司来到当地投资或注册，或是将渔获省、地级交易中心进行交易，所以在中央和地方目标的冲突之下，难免会有一些执法的问题或矛盾产生。
有害渔业补贴巧立名目
有害渔业补贴也是中国远洋渔业长期为人诟病的问题，去年底美国财政部的公告揭露，2021年平潭海洋实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福建省平潭县远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中国政府得到1900万美元补贴，以鼓励其发展远洋渔捞产业，满足中国对海产品的需求。
中国透过钜额渔业补贴养大远洋船队，图为停靠在乌拉圭港口的中国工业拖网渔船。（EJF提供）
2022年6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各成员国达成“终止有害渔业补贴”的历史性协议，这一个棘手的谈判延宕21年才落槌，为保护海洋资源跨出历史性的一步。
邱劭琪指出，根据海洋环境保护组织Oceana委托中国海洋研究所的分析报告，2019年中国的有害渔业补贴达到人民币240亿元，其中补贴给远洋渔业就占了49%，高达人民币118亿元的巨大金额；中国政府表明会顺应世界潮流支持协议，然而2015年中国承诺要开始淘汰燃油补贴，实际上却是换了名字继续存在，而且名字还换了两次，2015年燃油补贴并入了渔业发展基金下面的“国际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项目，2021年这个项目又被改名为“渔业资源调查养护和国际履约能力提升”，目前中国远洋渔船的年审规则流于纸上评估，规则松散且有很多弊病，无法真正反映出渔船的非法行为，达到惩处非法渔船、减少有害补贴的成效。
环境正义基金会的《一网打尽》报告凸显了中国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和规范其远洋船队，也提出中国政府应朝向三大方向提升监管能量，包括采取最佳营运方式和强化国际合作、加强制裁能力，以及落实永续发展和透明度，洋洋洒洒的内容写照中国远洋渔业的脱钩现况。
这一张漏洞百出的监管破网没补好，再强大的远洋船队也躲不过海洋资源耗竭的劫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