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笼罩的北京天安门。
2010年10月11日,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等500人联署,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海内外引发反响,但很快被中共封杀。
公开信直指中国无言论自由
信一开头就讲,1982年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关于中国言论自由的现状,信中指出: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
“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年9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9月23日(北京时间)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信中特别谈到: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
公开信提出了哪些要求?
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
“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
“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
具体要求有八点: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立即制止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国家机密和公民隐私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的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允许的。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中国已加入WTO,在经济上已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既定方针的。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信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持媒体对党政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500联署者都是些什么人?
公开信的发起者23人,签名者476人,法律顾问1人,共计500人。
发起人包括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前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庄浦明,前《中国日报》社总编辑于友,香港《太平洋杂志》总编辑欧阳劲等。
参与联署的老作家铁流总结说,这封公开信及其后的签名有三大特点:(1)最大年龄97岁、最小22岁,跨越70多年;这七代人都需要并主张言论自由;(2)有很多媒体的老记者、老主任,还有很多作家,新闻人占了60%;(3)90%都是共产党员。
为什么会有这封公开信?
直接起因是:谢朝平因出版《大迁徙》一书被非法抓捕。
《大迁徙》是作者在历时三年实地采访的基础上写成的,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三门峡水库移民的诸多问题,涉及当地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
谢朝平曾是《检察日报》下属的《方圆》杂志社记者。据原《检察日报》工作人员杨涛讲,最初《大迁徙》的选题,是经杂志社讨论决定的,然后,派谢朝平前往三门峡采访。采访完成后,《方圆》正准备发表文章《655次举报前后》,但是消息走漏,被渭南市宣传部知晓。渭南市委宣传部长来到杂志社“公关”,杂志社顶不住压力,初稿就此“夭折”,没有见诸报端。
2010年5月,谢朝平自费出版《大迁徙》。
2010年8月19日,陕西省渭南市警方的七个人突然闯入谢朝平在北京的家中,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将他抓走。
此事激怒了一批有良知的老干部、老作家、老记者。在他们的强烈呼吁下,渭南市警方不得不将谢朝平释放。
2010年9月25日,40多位老中青新闻人在北京一家餐厅,为谢朝平举行“脱险归来”餐叙会。会上,大家都感到记者、作家的人身安全是个大问题,保障言论自由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一些人提议,写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尽快出台《新闻法》。
参加餐叙会的老作家铁流说:“我们这一代到七十多岁了,我们这辈子吃了说假话的亏,也上了假话的当,我们在过去时踌蹰过、悲伤过、流过泪,但现在想起来,如果在‘反右斗争’中,大家都能扛住,就没有这么多灾难。”
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是希望制订《新闻法》,保障公民讲真话的自由。
公开信发表后的结果如何?
第一,立即被全网封杀。
第二,2010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是不争的事实》。
文章认为,呼吁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人,“是企图削弱甚至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第三,中共当政73年,至今没有出台《新闻法》。1984年1月,全国人大曾着手起草《新闻法》。但至今39年过去了,《新闻法》没有出台的任何迹象。
第四,中国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党的声音:中共说白的是黑的,大家都必须跟着说白的是黑的;反之亦然。凡是中共不喜欢的言论,一律封杀。
“无国界记者”组织2022年5月3日公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在180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75位,倒数第5名,属“极差”之列。
第五,《炎黄春秋》杂志社被中共当局派人强行接管,报刊民营化的路被堵死。
第六,相当多的中国人因言获罪。“无国界记者组织”2022年12月14日发布报告说,中国是全世界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而其他非记者身份的中国人,因讲真话被非法监禁的,难以数计。
结语
中共在夺取政权前的28年,一直在向中华民国要言论自由,并打着给人民言论自由的旗号,吸引中国各阶层人士支持中共。
中共在夺取政权后的74年,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比中华民国超过千百倍。及至今日,所有中共不想听的真话都在禁止之列。
为什么?2004年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揭开了谜底:中共本质上是一个“假、恶、斗”的邪党。中共的统治就靠“枪杆子”、“刀把子”的高压与“笔杆子”的欺骗维持着。
言论一自由,人民一知道真相,中共必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