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文革年代，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是从不“过夜”的，红卫兵的小报和传单旋风似的传遍全国，这些“红色电波”对运动产生了呼风唤雨的作用。所以说，上边打个喷嚏，下边就要感冒，哪怕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来京的造反派时说：“公安机关十七年来干尽了坏事，要打倒、要砸烂。”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
1967年1月17日，北京政法学院群众组织“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打响了向公安机关夺权的第一枪。公安部长谢富治即时表态坚决支持“革命行动”。
18日，地处东北边陲的小城丹东，在市公安局楼前发生了一场“夺权”的预演。
丹东市八三一造反派（以下简称“八三一”），即市直机关红色造反团（干部）、职工造反总部（工人）、红卫士（警察），二中“八三一”（学生）等，组织了万余人上街游行示威，最后一站是公安局门前，他们高呼口号：
“一月风暴万岁，老子要夺公安局的权！”
“打倒走资派郑世忠！”（公安局长）
接着，唱起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公安局长组织了警察队伍守卫大楼，齐声背诵“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马路上人山人海，当晚，在混乱中发生了车祸，一个女工（高淑芝）被汽车压死。这时，楼前台阶上一人喊道：革命的同志们，这不是“交通肇事”，而是公安局在“镇压”革命群众，我们要向公安局讨还血债！在他的煽动下，人群在“讨还血债”的呐喊中向公安局大门冲去，但几次冲撞都被警察阻挡，因此，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有的学生人受伤了。最终，不欢而散。
（二）
次日，“八三一”在青年广场举行了控诉大会，有女学生（三中林平）等人上台控诉在公安局门前被警察打伤的情形。显然，是为下一步的行动“煽风点火”，只不过革命群众不甚了然。
会后游行，“八三一”学生排成了六路纵队打前阵，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公安局门前。这时，约有5、600人的警察手挽手组成了人墙。“八三一”学生和工人组织了几股人流冲击“人墙”，有人（二中学生孙伟）喊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忆秦娥娄山关》），于是，在“从头越”的呼喊中，人墙变成了“人梯”，人流踏过人头，撞开大门，像一股潮水似的涌入楼里。在内线“红卫士”的引导下，又闯进了局长室，但空无一人，搜索的结果，在厕所蹲间逮着了局长。然后，把局长带回办公室“勒令”立即交出公安局大印。局长皱了皱眉头，只好拱手相让。于是，“八三一”几个头头在局长会议室召开了会议，决定成立丹东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据曾参加此行动的二中“八三一”头头宋革命的回忆，军管会的主任是印刷厂的一个工人（战作君），实际上的“一把手”是蒋兴恽（市直机关红色造反团）。宋的同学李连海（高二一班）出任委员，还有一个工作人员（老师何为林）。别的已经忘记了，因为，毕竟是54年前的一出戏了。
会后，公安局门前的旧牌子换上了新的：丹东市公安局军管会，楼墙上贴出了军管会的通令，宣布旧公安局的权力已经夺回到人民的手中，红色政权“军管会”诞生了。警告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军管会成立后，首先，在公安局后院的礼堂（即食堂）召集了警察大会，蒋兴恽和宋革命上台进行了训话，教育警察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支持造反派夺权的革命行动，服从军管会的领导，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其次，为了显示革命的权威，杀鸡给猴看，军管会报请市长李言批准逮捕了三个警察，其中，有预审科长于锡歧，指控其制造了汽车压死人事件（事后于科长对宋说，汽车压死人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你们抓我纯粹扯鸡巴蛋）。关于那两位抓起来的警察是什么问题，被采访人也忘记了。
虽然，公安局被“八三一”夺权了，大多数警察对此嗤之以鼻。而且，局内的“八三一”（红卫士）只有32人，难以形成气候，一股反抗的力量在不停地涌动。
（三）
公安局这个“刀把子”被一群人夺了，仿佛是闹了一场地震，从城市到乡村无不感到惊骇：公安局是抓人的，竟然被夺权了，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吗？社会上多数老百姓的是安于保守的，对这种夺权感到困惑不解。保守派（亦称保皇派）“八一八”发动了舆论攻势，而且，戳中了“军管会”的软肋——没有军人的“军管会”。《军管乎，造谣乎》的大字报随处可见，据其作者邹来全的回忆，此文印成了20多万份传单撒遍大街小巷。
从舆情的压力和公安局内部的抵触，使军管会的头头感到可能要发生“反夺权”，因此情各地都有所发生。那么，如何巩固到手的权力，便想到了“枪杆子”，当初之所以叫“军管会”，就是先斩后奏，以为会取得到驻军的介入和支持。这种判断根据何在呢，因为从北京来看，中央支持的造反派属于被工作组压制的一派学生，或者说反工作组的，如“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因“炮轰”工作组而被打了“右派”，是周恩来奉毛的派遣去学校（清华）为其平反的。小城丹东“八三一”也属于“蒯派”（造反派）这种群体，举个例子，其中有个高中生李善荣（丹东一中）就被工作组抓了“右派”，即轰动一时的“李善荣事件”。简言之，当年的造反派是最早起来反工作组的，人员多为平民子弟，包括运动中被整过的师生。而保守派便是工作组依靠的左派，党团员为主，且多为革干（革命干部）及军官子弟，包括本地上层及驻军首长的子女。如二中“八一八”头头郑平（高三二班女生），其父是军分区政委。当时，对工作组的态度以及人员成分已成为判断一个组织造反或保守的标签，“蒯派”可谓北京树立的“样板”。所以，对于军队的“支左”来说并非扑溯迷离，难以识别。但事与愿违，军队基本上都不支持造反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并且，有的地方竟然开枪镇压，发生了流血惨案。因此，军管会的头头忧心忡忡，期盼驻军的屁股能坐在“八三一”的椅子上，然而，驻军只是作壁上观。
此时，东北大地开放了一朵奇葩——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支持红卫兵（红色造反团）造反夺权。按照中共的惯例，地方党的一把手兼任所在军区第一政委。所以，潘复生又是黑龙江军区第一政委，他和司令员汪家道合力支持造反派夺权，联袂演出了“东北的新曙光”（人民日报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于是，潘复生成了一颗耀眼的新星，吸引了领导干部中的跃跃欲试者。在这一背景之下，由大学生组织“东野”（“东北野战军红色造反团”，人员是丹东在外地的学生）的于瑞生（沈阳农学院）出面，从沈阳请来了副省长张正德和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来到丹东。
（四）
丹东火车站前的一块开阔地，被称为站前广场，火车站的斜对面是一栋二层楼，从前的日本公寓，如今的铁路招待所。门廊上端是二楼阳台，站在那里可以俯视整个广场。文革年月，这里是群众集会的主席台。张正德等人下车之始，便被“八三一”请到站前广场，站在这阳台上，向下面群众发表了支持“八三一”的讲话。随后赶到的市委书记宋克难也跟着“亮相”，表态支持“八三一”。
当晚，张正德、宋克难等由小将宋革命（还有一个同学）陪同一起来到军分区，求见驻军政委曲竞济（五十军），目的是请求驻军表态支持“军管会”，也就是支持“八三一”。军分区门前的卫兵询问之后，便打电话报告了首长。然后，卫兵说首长只许宋革命进去。于是，丹东军分区第一政委宋克难也只好和省领导恭候门外。
宋革命被引进会客室，一位中年军人问道：你叫宋革命啊？宋挺直身子敬了一个军礼：首长好！我叫宋革命。曲政委叫他坐下说，宋表述了请求解放军支持“军管会”的意思，但“王顾左右而言他”，政委说，你是红卫兵小将，不要和他们搅和在一起。显然，这个“他们”，是指站在大门外的“第一政委”，还有副省长了。宋小将一头雾水：“他们”怎么了，无非是当权派，可是，“他们”已经表态支持造反派了，不是说，“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分先后”吗？接着，首长教导小将要好好学习毛著。然后，送客。
小将刚走出大门，“他们”便迎上前，发现小宋一脸的沮丧，就明白了八九分。小宋告诉“他们”，曲政委没有“表态”，一瓢冷水泼了下来，大家心知肚明，曲政委实际上已经表态了——不支持“八三一”。
27日，丹东驻军派出了一支人马，荷枪实弹的开进了公安局，解散了“军管会”。不多时，几辆军车开上了街道，大喇叭播放着郑重宣告：丹东驻军正式接管了市公安局，全面实行军事管制，无产阶级的刀把子又夺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接着，反复播放起一首语录歌：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那个年代，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的手里都拿着“红宝书”，毛的语录既是矛，又是盾，两派引用语录相互攻击。军车选择的这段语录歌，显然是赠送给八三一的“礼物”，告诉他们驻军已经向他们挥起了“铁扫帚”。
造反派的“军管会”仅仅存在了八天，便尘埃落定了。但“八三一”的小报上讴歌为如同史上的“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是，马克思将其赞扬为“伟大的创举”，“真正无产阶级政权”。而另一派却称之为“巴士底狱”，意思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地方”。两派都从鼻祖那里“引经据典”打口水仗，这是那个时代的又一个特色。
军车环城转悠不停，哇哇响的大喇叭，铿锵有力的“扫帚”歌，告诉市民运动局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八一八”派出现了柳暗花明。如日中天的八三一派陷入了山穷水尽，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弥漫在许多人的心头。因为，局势的变化会更加动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夺权之风刮遍全国，出现了更加混乱不堪的局面。
参阅文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
《蒯大富：讲出文革历史真相很难》田炳信
《父亲潘复生在文革中的几件大事》刘国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