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说：“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的工作环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热爱和尊敬我的祖国和人民。虽然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以来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绝望，迫使我和我的家人不得不成为逃亡者。”

公安干将王征明，被两任公安部长下令抓捕，前后被关押13年多，到底是怎么回事？（《百年真相》提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罗瑞卿是中共第一任公安部长，谢富治是第二任公安部长。在中共公安系统，有一人，被他们二人分别下令抓捕，前后关押13年多。这个人名叫王征明。他做了什...

（一）在文革年代，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是从不过夜的，红卫兵的小报和传单旋风似的传遍全国，这些红色电波对运动产生了呼风唤雨的作用。所以说，上边打个喷嚏，下边就要感冒，哪怕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来京的造反派时说：公安机关十七年来干尽了坏事，...

下令逮捕王征明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整到跳楼自杀的地步，也是九死一生。下令逮捕王征明的公安部长谢富治，1972年病亡。文革结束后，谢被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开除党籍，撤销悼词，骨灰移出八宝山公墓。

12月6日，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一段视频热传，引起网民关注。视频中，据称中共上将谢富治长女谢小沁（又名“刘小沁”）公开反对极端防疫，她手持两把菜刀誓死抵制入户消杀，并称如果“大白”强迫她去方舱隔离，她将“来一个砍一个”。

中共清零防疫导致民怨沸腾，即使是中共红二代也被波及。原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女儿谢小沁发视频，称自己准备三把刀，对抗大白暴力执法，如果大白强拉她去方舱，她会“来一个砍一个”。

文革结束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对谢富治和康生进行审查的决定。一直到1980年10月审查结束后，中共中央把谢富治的罪行向社会进行了披露，并撤销周恩来所做的悼词，同时还开除了谢富治的党籍，并下令将其骨灰盒移出八宝山。1981年，中共当局又以最高人民法院之名确认谢富治是“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因其已经逝世，免除了刑事责任。

2004年《湖南文史》第2期刊登了蔡明忠写的《〝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让我们得以窥见刘传新是如何爬上高位、如何肆无忌惮地施加迫害的，以及他自己所遭到的报应。

一1967年初夏，北京掀起反军高潮。一日，我去景山东街小饭铺买豆浆油条，偶一回头，差点惊叫起来，站在我后面的排队者，乃是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他只身一人，戎装，眉宇间似有淡淡的忧愁。我看肖华，肖华也看我；我们四目相对，脸上毫无表情。除了我，无人...

庐山会议后出任公安部长中共建政后，谢富治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原昆明军区老干部马天佑告余，那时的谢富治还是很清廉的。一次，谢富治到边境某县蹲点，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返回时，发现车子后备箱里...

中共常讲，公、检、法是专政机器。公、检、法官员就是中共的专政工具，需要时，利用利用，不需要了，马上翻脸不认人。即便像杨奇清这样救过毛泽东命的人，中共说关进监狱就关进监狱。

拖延越久，清偿的难度和代价就越大，这是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共识。执政党被反右的罪恶绑死在耻辱柱上而不愿自我解脱，这就是当代中国人所共见的事实

一个历史时期走到末路时，统治集团内部一定会出现种种乱象，像晚明时所谓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疑案，搞得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一片乱象，为明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文革后期，中国政坛上也出现了中共三位重要官员离奇死亡的事件。当时社会上传言纷纷，老百姓演绎出许多故事，这种现象其实反映的正是毛的文革已走入穷途末路。

许多杀人动机都出于个人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的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人，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姓田的欠了陈家的钱，把陈家一灭，就不用还钱了。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掉。更有甚者，有人霸占了黑五类家的妇女，还说“给你换换成分”。

1969年“国庆节”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如期展开，10月下旬搭好脚手架木，11月下旬旧城楼拆完，1970年1月中旬做完大木安装，3月中旬扣上瓦顶及有关设施、油漆彩画，3月底以前落架清理。

1949年中共建政后，马思聪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之后创作了一些赞美中共的曲目，比如1966年2月创作的歌曲《焦裕禄悼歌》。然而，噩运很快降临到马思聪的头上。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马思聪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大吸血鬼”遭到了造反派的批斗。昔日热闹的马家一下子变得门庭冷落。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

1966年所谓的红八月，红卫兵把打砸抢的恶浪推向社会，一群痞子恶棍也蠢蠢欲动，想借打人甚至杀人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后被开除党籍）不仅不制止还鼓励红卫兵，他的讲话使红卫兵及造反群众的打人、抄家运动迅速失去控制。北京大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