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文革中首提“砸烂公、检、法”口号，在北京市公安局三万余人的队伍中，挖出了九百余名“地富反坏右”，只剩百把好人，其余均进学习班。由于谢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晚年犯下“心病”。另据陈赓之女陈知进透露，康生一生害了许多...

徐景贤深为张春桥没有留下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而遗憾，徐景贤说，若再不允许像他这样的“文革当事人”发表回忆资料，恐怕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都会淹没，然而在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中却对他亲手制造的累累血债进行了掩盖，甚至还对当时在上海掌权的经历仍然兴味无穷。这一切都回避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徐景贤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他与他的上海帮同党们所制造的针对林昭、刘文辉等人的一系列冤案。

这些荷枪实弹的“雄师”们万一冲进“梅岭一号”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个立即会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谢天谢地，这种“玩笑”和历史镜头幸亏没有发生，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说“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是，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湖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林彪九一三事件摔死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这时的华国锋虽然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务。一直到1972年谢富治病逝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长一职后，他才真正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8年1月16日...

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这个“一打三反”运动，毛泽东“文革”讲话、文稿中却寻不到半点依据。“文革”很长时期，在党政军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如果“一打三反”运动的发动和开展，不是出于毛泽东的话，那这一决策的最初出台，应在周恩来身上。况且，即便毛泽东曾经有过类似指示，但在实际执行上，一系列强硬操作指挥实践者，镇压毫不手软，也是周恩来。

卢福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却在被捕后迅速“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一员。建国后卢福坦被捕并在文革中被康生秘密处决。文史作家王学亮在《党史纵横》上撰文指出，康生“叛变”说并无史料支持，但他处决卢福坦的举动却引人怀疑。 1937年11月，康生从...

谢富治由于在“文革”中整过太多人，积怨甚深，以至于他的晚年一直处在恐惧之中。中共开国中将陈康在谢富治临终前曾看望过他，当时谢富治还能认人，他见到“老同志”时十分激动，口中不停念叨：“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陈康临别时候，谢富...

据韩爱晶回忆，当时蒯大富走进来，号啕大哭。毛泽东站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泽东向门口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江青看着蒯大富狼狈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蒯大富握住毛泽东双手，脑袋靠在毛泽东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得到毛泽东...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曾谈及了高岗的真实死因。也许是没有讲稿的即兴发挥，抑或另有深意的旁敲侧击，毛泽东除了谴责他“搞阴谋”，同时对他自杀的结局表示遗憾。令与会者意外和震惊的是，毛直言“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在座诸公谁人不晓，高岗当年...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向新四军提出谈判。新四军作不了主，向中共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和日军接触。于是派新四军组织部长曾山出面接触。文革前，曾山是内务部部长。1967年10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人员纪纲提供的情况，认为曾山曾与日方接触，是...

“七·二〇”事件发生时，“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是，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湖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北航红旗”早期负责人戴维堤在...

文革期间，江青曾三次流泪。一为程砚秋，二为谢富治，三为陈景润。

1973年10月底，李震的尸体在东长安街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的地道内被发现。据原 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后来披露，李震之死引起中央的很大震动，在中央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处理措施。中央领导人在案发后的一段时期将此案与国际国内阶级 斗争联系在一起，强烈倾向于认定“他杀”。

谢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积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据陈康将军言，谢富治临终前，陈康将军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时谢富治尚认人，见老党员尤激动，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陈康临别时，谢紧握其手，反复曰：“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

我作为一名中共官吏中的县长，没有丝毫能力对11名骨肉至亲施以半点救助，这是我终生第一大愧疚。这一深深愧疚之情将保留在我的骨灰中。即使在我个人最顺利的当县长的五十年代中期，在省里开会时我向带队的昭通专员原德明请假：“这次散会后要经宣威才能回威信，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我想请三天假回去看看。”想不到原德明这位43师军转干的专员竟然翻脸大声训斥我这个县长：“你还在留恋你那地主阶级家庭吗?不准!”

谢富治在文革中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著名的“谢王讲话”出台之后，王力被捕，可是，讲话并没有失传，谢富治仍旧是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成员。一九七二年，谢富治病死之后，中共中央给他的悼词中说他的死“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而此前毛泽东亲自参加的陈毅追悼会上陈毅的悼词中仅仅说陈毅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损失”，以陈毅的资历和以往的职务，新华门、天安门、外交部都没有下半旗，倒是谢富治享受了这些待遇，虽说谢富治的追悼会上看不到毛泽东的身影，但是，毛泽东以下的各色实权人物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