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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红老爸当年当新四军组织部长时日军勾结

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祝春亭注:滑天下之大稽,与日本秘密接触和睦相处,竟然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祝春亭:抗战期间,国民党揭露共产党与日本勾结,达成秘密协议:新四军与日军和睦相处。中共开动宣传机器,强烈谴责国民党造谣。抗战胜利后,毛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躲到峨嵋山上不抗日,专干窃取抗战胜利果实摘桃子的勾当。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还是看《人民公安》的一篇文章吧,文章隐晦地告诉你,谁是抗战时期的大汉奸!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来自:公安部网站

时间:2006-12-09

登于:《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作者:孙宇亭,男,1930年7月出生于河南省荣阳县。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干事、科员,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科员、副科长、副处长,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初离休。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风暴”之后,严佑民派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黄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雠,誓不两立。

9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内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我把所获情况当即报告严佑民,他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总理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严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月27日一早,严佑民和我就向内务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传达了这个指示。全文为下: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一、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10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祝春亭注:滑天下之大稽,与日本秘密接触和睦相处,竟然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我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我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严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我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我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署同意。我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我向严佑民报告后,他找×××[1]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视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这时,我身心无比轻松,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我摘抄主要内容[4]。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仓皇,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2],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我开会。会场上只有我们四个人,谢的态度比较平和。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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