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的农场小学，平时早中晚上学放学时间可谓是车来人往，热闹非凡。有父母开着轿车接送的、有祖辈骑着摩托护送的、有亲朋搭伙搭伴看送的。平时是这样，要是“六一”节那天，学校内外像过节一样热闹。生长在这个年代里的儿童们真是生在福堆里，长在蜜罐中。每每看到这些，就有一种难言的感慨和由衷的羡慕。
唱着“革命歌曲”长大、看着八个“样板戏”成人的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类似小“皇帝”、小“公主”的待遇。但想起我曾经的儿童节，也有让我们难以忘怀、快乐幸福的往事。
1969年，时值中苏两国关系紧张，边境战事不断。房苫上、围墙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反英、反美、反修”的大字标语随处可见。
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不好，通过自己的出色表现，于那年5月荣幸地戴上了“红小兵”（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少先队员）的臂章。在那个年代，当上“红小兵”就意味着有了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威风凛凛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上路、查敌特等其他小朋友都可以享受的政治待遇。
“六一”的这一天，我们新入伍的“红小兵”经过短期“军训”就要上岗执勤了。学校老师和连队领导还给我们开了会布置了口令和暗号并给我们都编了号。我们11个小朋友在一位大儿童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下定决心”的歌曲，向连队西面道口开拔。
到了车队西边的十字路口，三人一组固定哨，二人一组流动哨刚刚设好，一台拉草的胶轮拖拉机由远而近驶来。站岗的“红小兵”把车截住向司机索要路条，他斜眼看了看我们，不但掏不出路条，不回答口令暗号，还在驾驶室里吧嗒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吱吱忸忸、骂骂咧咧，还轰着油门要把车开走。看来，他根本没把我们这些毛孩子放在眼里。
大我们两年的“头”就是有心眼儿，只见他一个箭步跨到车头前，把红缨枪往地上一戳，大声喝道：“不把路条拿出来，不回答口令暗号，你就别想走！2号、3号赶紧到连部报告，4号、5号、6号扎他的车胎，其他人跟我上！”呼啦一窝蜂地站车前的站车前，端着红缨枪对司机的对司机。
这不起眼的红缨枪都是铁匠师傅用尚好的钢材锻造的，棱形的枪尖透着寒光。没出几下，拖拉机的两个前胎就让我们几个小毛孩儿给扎瘪了。
司机一看车胎被我们扎瘪这下急眼了，跳下车来要收拾我们。我们人虽多人但毕竟都是孩子，司机三下五除二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我们9个小孩儿叠罗汉似地摁在了一起。正在这时，报信的2号、3号带着知青民兵全副武装及时赶到将我们解救。
四个民兵押着司机在前面走，我们11个小伙伴在后面又唱又跳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知道经民兵审讯，那个外地拖拉机司机虽然不是什么敌特，但他车上确是偷拉连队喂牛喂马的草料去到造纸厂卖钱的。如果他的偷草计划得逞，连队牛马几个月的草料就泡汤了。
连队为了表彰我们机智勇敢的行为，除了在连队大会上给予表扬外，还给我们每人10本作业本的奖励。这些当时每本价值仅7分钱的作业本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可对我们小小的心灵是一种极大的震撼和抚慰，它的精神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