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目击者，北岛记录并呈现了这些事件的片段或场景，但这不是简单的档案记录，而是将强烈的情感和反思精神渗透于沉郁深邃的诗性语言之中，从而把一个个片段和场景与诗人个体的命运串联起来，彰显出诗人当时的态度和立场：“这是童谣的北京／不设防的古城／惟有反抗的命运—／让心握成拳头／向失败者们致敬。”（第三章）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是改变北岛生命历程最重要的节点，他在长诗中多处写到这个事件，时间才过去三十多年，它似乎已经在集体记忆里消失了，但这是一个不该忘记的事件，诗人绝不会忘记，他要向那些“失败者”表示敬意。
〈歧路行〉还记录了北岛与诗人、作家、汉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等人交往的往事，其中既有他在国内结识的朋友，如顾彬、多多、严力、顾城、芒克、赵一凡、高行健、蔡其矫、牛汉、老木、李陀等，也有漂泊海外时结交的世界文坛重量级的人物，如苏珊·桑塔格、金斯堡、施耐德、萨拉马戈、帕斯、特朗斯特罗默、阿多尼斯等，与这些人的交往和交流无疑拓展了北岛人生经验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他在海外流亡期间，与这些重要诗人和作家的交流不仅缓解了他生活的孤寂，也为他的思想认知和写作理念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的诗歌不再像地火运行的火山一样，时刻寻找著突破口喷发，他从为之代言的“我们”之中深入地走进了自我，以更为沉郁内在的张力去界定自我与他者。当然，这种变化也得益于他通过深入阅读各国诗人的作品而汲取的养分，北岛在诗中提及了一系列他引为精神知己的诗人和作家，如茨维塔耶娃、策兰、布莱克、洛尔迦、阿波利奈尔、加缪、卡夫卡、聂鲁达等。在第九章，诗人自比他崇敬并翻译过的诗人策兰，而且还引用了策兰的〈卡罗那〉其中的诗句“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我是一九四七年的策兰从布加勒斯特到维也纳
穿越边境蛇头带着臭鼬的味道从童年辨认的
北极星领路除了诗稿没有一纸身份在废弃的
火车站过夜星光下弯著腰的影子潜行德语才
是母语的敌人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第九章）
他的诗歌不再像地火运行的火山一样，时刻寻找著突破口喷发，他从为之代言的“我们”之中深入地走进了自我，以更为沉郁内在的张力去界定自我与他者。
一九四七年策兰从布加勒斯特到逃到维也纳，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份诗稿，这样的逃亡经历让曾经漂泊流亡的北岛感同身受，他想到自己也成为了策兰，想到深怀心灵创伤的策兰以德语写作时所感受到的“敌意”，就像北岛在远离祖国的环境里只有母语这“唯一的行李”，他用母语写作时也应该同样感受到了“敌意”，但它对一个诗人的写作来说是多么重要，或者说，写诗也是让“石头开花”的过程，在石头坚硬的否定中肯定新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北岛在长诗中记录许多他所交往的人，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其中有上述那些作家、诗人和他的朋友，也有素昧平生的普通人。北岛的散文写作已是大家风范，写人状物都有自己独具风格的笔法，平实中见奇崛，特有的调侃、反讽和幽默让行文变得趣味横生，给人以强烈的阅读快感。限于诗歌的形式，诗人在长诗中只能用雕刻刀般的凝练语言去刻画人物，但在他的勾勒下却也鲜活生动，令人感受到这些个体生命存在的历史感和人性的多样性，比如第二十二章写到了北京机场负责边检的张少校：“张少校生锈的笑容／齿轮咬紧／为攀登他的一生／而嘴角露出人性的瞬间。”在壁垒森严的体制之内，作为一个小小齿轮他只能咬紧庞大的国家机器，但冰冷的制服并没有扼杀他内心残存的人性的微光。
北岛在歧路上并非独自行走，他穿越古今，与今人交流，同时不忘追随古人的足迹，与李白、杜甫、孔子等人对话。孔子生前被轻辱怠慢，死后被尊为圣人，历代统治者都喜欢他，而他的《论语》也成为历朝统治者用来教化万民的宝典，这是奠定中国人价值观的根本，如果没有孔子和《论语》的教化和塑造，今天的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民族性格，但原初的孔子在哪里？他真正的思想是否曾经被遮蔽，被误读，被篡改？当晚年的北岛与年近六十的孔子相遇，他看见了孔子与弟子失散的落魄情景，他看见的孔子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
你年近六十
夕阳下，白发如笔锋
歪斜的影子如败笔
直指东方的故乡
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
变成象形文字
并逐一练习发声
（第八章）
“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那些“变成象形文字”的孩子在“礼义仁智信忠孝恕悌”的千年训诫下练习发声，但如何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五千年漫长的历史中，苦难复制著苦难，但苦难又催生了多少根本的改变？纵观历史，诗人回忆起曾经追随杜甫身影的情景，回忆如何“倾听他诗的心跳”（第十五章），这心跳来自杜甫，来自北岛，也来自一个民族的苦恨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