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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哭了….60岁后,他们在立交桥下做日结

“不敢拿身份证,说没带”

康根长,68岁,日结工

●2023年3月2日凌晨五点,半坡立交桥下聚集着等待招工的人。

天还没亮,西安半坡立交桥下已经聚集了近千人。包工头开着面包车过来招工,几十个工人同时涌上去,有经验的包工头为防止被围困,会控制面包车低速前行,不做停留,抢活的人扒着车门跟着跑,招工就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你要做啥的?瓦工要不要?”嘈杂的询问声里,几个年轻工人没等说出招工需求,就拉开车门钻进了车里。

康根长凌晨四点就来了,已经站了一个小时,紧盯着来往的面包车。试了几次上前询问,没等靠近就被年轻人挤在了外面,无奈之下,又退回等待的人群里。看到有人拿着冒热气的烙饼吃早饭,他咽了咽口水,从工具包里拿出一袋方便面,“弄点吃的对付一口,填饱肚子就够了。”康根长舍不得花钱,如果没找到活儿,他要把一天的开销限制在10块钱之内。

最近三个月,“没有活儿做”已是康根长的常态。

康根长今年68岁,西安蓝田县人,和很多村里人一样,过得不富裕,土坯房前几年靠资助才得以翻新。田地不到一亩,种玉米,勉强维持日常开销。为了挣钱,康根长和妻子到西安打工,已有十余年。两人在郊区租了房子,房租一个月300块,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没有窗户和卫生间。

●在桥下等待招工的人。

●人群中的康根长。

●半坡立交桥下,每当有人来招工,工人会迅速聚上来询问工价。

●吃早饭的工人。

康根长不识字,只能挖地沟,搬水泥,拿推车拉砖,年轻时做力工,每个月能挣4000块,现在很难抢到活儿。他不善言辞,没有年轻人会抢,即便抢到了,对方问了年龄,也会拒绝他。“老板看到年纪大就不让上车,有的老板直接说,你这岁数到工地也是白搭,快回去吧。”康根长说。

很多工地要查身份证。之前有几次,上车时没问年龄,到了工地要身份证,他不敢给。工地离着十几公里,甚至上百里远,但年龄不符合要求,不能进,还是得回去。有些包工头会给一点回家的路费,也有不管的,康根长只能自己想办法。

●在半坡立交桥附近,人们趴在车窗前和包工头询问工价。

临近中午,没有找到工作的康根长在桥下休息。

等活儿的人群中,如果有人问起他的年龄,他会说自己“50多岁,长得显老”,从不轻易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去年有一份屠宰场的工作,工资每个月有5000多,康根长特别想去,面试时一直不敢拿身份证,说没带。他心里有歉意,隐隐藏藏不是办法,在外打了10多年工,都是本分做事,没想到会在年龄上和人说谎。但如果拿出了身份证,意味着又要失去一个机会。

“不拿身份证你来干嘛?”康根长答不上来,最后回了家。“人家怎么也不给安排活。”康根长知道,年纪大了,老板怕他在工地出问题。他一般会找没有年龄限制的私人工地,但不给交保险,也面临安全隐患。

2021年在白鹿原卸水泥,地面不平,他摔进一米多深的沟里,断了3根肋骨。工头以为他在下面休息,叫他继续干活。康根长动不了,只能打电话给妻子,才送进医院。医药费六千块,私人工地不给赔,报警后对方才同意,但只赔了一半。

●来桥下找工作的女工。

●坐在路边吃馍馍的陕西女工。

●等活儿无聊的时候,康根长(右二)在半坡桥下看直播表演。

康根长没活儿的时候,两人的开支主要靠妻子维持。三个孩子都已成家。两个女儿外嫁,儿子凑不上钱买房,35岁才结婚,三年前遇上车祸需要看病,家里因此背上了15万债务。这两年,康根长和妻子打工还上了10万,还有5万没还清。

妻子今年62岁,在西安城郊给雇主接送、照看孩子,每个月工资1500元。此前,妻子在另一户人家做保姆,照顾老人七年,老人对她挺好,偶尔多塞一些钱。但雇主家里是非多,妻子有时会被老人的子女撵出门,在外面待到天亮再回去。

现在换了工作,没有了冷眼相待,时间也相对宽松,但工资少了一半多。在生活中,两个老人能省则省,不想拖累孩子,“这就是现实,没办法。”

半坡立交桥下,康根长是走得最晚的一个,晚上9点还会在那里等,零星会有一些临时的散活儿。最近接的几个都是清理垃圾,从夜里12点一直干到早上8点。“也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要怎么过,只能趁着能动的时候多干些活,多赚些钱。”康根长说。

“留点治病的钱,不想再问孩子伸手要。”

程世斌,61岁,临时工地

●在钢架上刷漆的程世斌。

令程世斌庆幸的是,被国企(某建筑承包商)工地辞退后,还有人愿意收留自己。他现在负责给钢材刷漆,每天要在5米高的脚手架上下30多次。年轻时轻松爬上爬下,现在一上去腿就软了,“老了,没有人想一直打工,生活所迫。”

61岁的程世斌是陕西宝鸡人,在一家国企建筑工队做临时工近40年,修过路架过桥,被辞退前在工地上开钻井空压机。机器坏了,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什么毛病。新来了工人,总工会让他做领班,处理棘手的活儿。

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建筑工人被视为最辛苦的一个群体。程世斌去过上海,为摩天大楼洒过汗水。在川藏线上做工程,海拔4000米,走两步就喘不上来。一次工作疏忽,让他被4米多高的钻井机轧断了腿,养了3个月才慢慢恢复。

●上脚手架前,程世斌准备系安全带。

●用砂轮打磨钢架。

●在工地上工人们清理建筑垃圾。

2021年9月,程世斌离开了工地,距离他的60岁生日,还有5个月。

60岁“清退令”即将施行,三个年龄相仿的工友,一起被辞退,他们在一个小饭馆吃了顿饭,算是第一次在工地过生日。大家都很失落,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没有退休金,不知道怎么养老。拿着行李铺盖,程世斌骑着摩托车在回家的路上想了很多。

●程世斌在脚手架上作业。

他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在外面漂了一辈子,在家里待不住,爱喝点酒,打个麻将,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程世斌和同村的人商量,有小活就叫他。

去年疫情期间,程世斌到甘肃天水干了一个多月的绿化,每天就是干活、做核酸、再干活、再做核酸。

由于年龄原因,他多数是通过家里、朋友的关系找活儿,而且要经过老板的衡量——身体素质、反应程度、技能这些,考核通过,才能有个机会。

●一天工作结束,程世斌和工友吃晚饭。

●干了一天的活儿,晚饭后工人们回屋休息。

宋青峰是程世斌所在工队的领班。他介绍,现在很多工地除了查身份证,还要看体检报告,工人年龄超过55岁,就要考虑是否留用了。三年前,他曾和一名突发脑溢血的50岁工人家属扯皮了很久,还是赔了20万。“除了熟人介绍,一般年纪大的工人不敢用。”宋青峰说。

程世斌如今的工资是一天190,他已经连续干了一个月,一天都没休息,“休息一天190没了,都要坚持的”。他计划再干五年,想自己多存一点钱,留点治病的钱,不想再问孩子伸手要。

以后程世斌还要不停找活儿打工,“我挣我的苦力钱,我对自己负责,对老板负责,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长时间的刷漆工作后,程世斌来天台上透气。

“对方的答复永远是:没有钱,等着”

高江才,64岁,日结工

在西安西郊劳务市场,看工友在路边打牌,成了高江才消磨时间的方式。高江才今年64岁,贴过瓷片,铺过水泥,靠打零工的方式维持生计。

他每天在工地抬大理石,要两个人一起才抬得动,每天要干够九个小时。上年纪后,他明显意识到自己不如年轻时应付得来了,太高了会害怕,手比之前更抖了,搬板子时落在工友后面了,他会歇一歇,再慢慢赶上来。

●高江才(左二)等活儿的时候,在路边看工友打牌。

●在电动车上午睡的工人。

●在街上找工作的人。

高江才每月有三千块退休金,他想多挣点儿,出去找活干。儿子结婚时,他和妻子在西安买了套房子,花了30万首付,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如今儿子在外地工作,房子儿媳住着。妻子干保洁工作,女性过了58岁,活儿就更少了,两口子都想多挣一点,给孩子补贴一点,“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子的,反正也都是为了孩子。”

不过,高江才并不是每个月都能有活。在高江才的手机里,招工群每天都会发布信息,多数都有年龄限制,他只能通过工友带进工地干活儿。

没有合同庇护,被坑是常有的事。去年去搬瓷砖,干了20天,包工头突然让他从工地离开,说他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直到今年工资还没有结完,拖欠4000多,对方的答复永远是“没有钱,等着”。现在高江才找的活儿都是不卡年龄的,“画上工日,说过两天结”,结果往往落空。

●没接到电话时,高江才也会骑着电动车接一些载客的散活儿。

中午妻子回家做午饭。

●高江才和妻子在西安租房住,房租每个月300元,房间里摆放的家具都已经破旧,他们舍不得换新的。

他也尝试去做一些私人家装,铺地砖,安装水电,比工地工资高,也没有了包工头赚差价,却容易碰上苛刻的业主。有一位验收时找借口不给钱,高江才气不过,可以不给钱,但已经完成的部分要砸掉。后来3000多块钱的活赔了200,在那之后,他不再接私人家装的活儿了。

媒体报道中,过去10年里,建筑工人群体几乎没有吸引到年轻人进来。年轻人不爱干,只有老人肯吃苦,工地对年龄上限做了要求后,不愿离开的老人成为了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现在,高江才每天六点半赶早,去招工多的地方等着,只有小工,没有大工,久久寻不来合适的机会。等工的时候,他喜欢看人打牌下棋,但自己不打。“不能把辛苦挣的钱在打牌时输掉。”高江才说。

●早晨是招工最多的时段,如果没找到工作,意味着这一天又进入了漫长的等待。

责任编辑: 李华  来源:极昼工作室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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