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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浙商南官 李强踏进“八卦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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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近年流行的是“顶层设计”。专制体制的金字塔,决定了政经权力的“由上至下”的路径。中央是习近平最“英明”,地方当然也是市委书记最“英明”,一级一级,层层压制。计划经济之所以最后无法运作,原因也在于此。只是,北京朝堂之上坐满了“共产主义原教旨”者,都觉得自己天纵英明,上知天文地理,下知历史兴衰,指点江山,豪气万千,他们喜欢“顶层设计”,又如何能“问计于民”呢?

李强新闻发布会首秀七大看点,北京权力“八卦阵”,浙商风格浓厚的地方官,难以适应。(大纪元制图)

《有冇搞错》。3月16日。

北京两会结束,政府换届,李强果然按照剧本出任国务院总理。这个总理,会是一个什么的角色?

在第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强首次露面谈论中国经济,他透露出来了一些我认为相当有趣的内容,或许对未来观察中国有些帮助。

李强的讲话,实质内容大概有七个方面。

第一,确认国务院变成了中央的办事机构。李强说,国务院未来的任务,就是把中央的经济规划蓝图,变成可施工的工程图。这个意思用一个比喻,习近平是地产商,中央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是开发商,国务院则是建筑承包商。这个关系大概确定了。

第二,李强重复了“改革开放”,他说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改革开放,这两个词一起说,就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代名词。现在“新时代”,“习近平思想”表述不是这样的。李强说了,这说明些什么?

第三,关于人口红利,李强强调未来中国的“人才红利”,9亿劳动人口,2.4亿有大学文凭。他的意思是,未来习近平要求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有了高质量人口的保障。

第四,谈到农业和农村,除了保证中国没有粮食问题,但要鼓励农民种粮食之外,李强也说到农村建设,要突出“地方特色”,不要千村一色,千村一面。这一点,以前中共官员没有人提过。

第五,支持民营企业。李强说自己从温州起家,和民营企业关系密切,所以特别重视民营企业家。他提到浙江商人的“四千精神”,所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他保证未来支持私营经济的政策不会变,还敦促地方官继续支持私营经济。

第六,李强说,官员不要坐在办公室里面做计划,而是要去民间,向民间问计。他说,“坐在办公室里面都是困难,下到基层去都是办法”。这个大概和他在浙江的经历关系很大了。

第七,李强强调法制建设,要求官员依法和企业家打交道。

说实话,李强的讲话,确实更像是一个地方的开明省长或者市长的讲话,对于大家都关心的国家经济大局,宏观数据,对未来困难的解决办法等等,基本都是照本宣科,没有任何内容。而对一些相对较小的问题,却有相当生动的描述。

李强新官上任,照本宣科是必然的,但那些不同的地方,才是看点。

比如“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这个基本体现了李强对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发展的看法。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和中国南方的民营企业,或者说私营工商业者关系极大。

八十年代,在西藏一个不通公路的县,人口只有两三千,我就遇到过来自浙江的商人。不通公路,他们要背着包裹,步行翻山越岭三四天才能到那里。县城里大概只有几百人口,居然也有人去做生意,实在难以想像。所以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我是不相信的。

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体制中的精英总是批判中国人思想封闭,认为中国经济不好,都是“小农经济”造成的。但实际上,小农经济是中国的宝贝,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成长,基本依靠“小农经济”。

西方有学者,把这个小农经济给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企业家精神。八十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还特别赞许中国人的这种企业家精神,她认为如果中国允许这种企业家精神成长,中国经济一定会快速发展,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东亚水稻田经济”。种植水稻特别辛苦,他们研究认为,中国南方农民一年平均工作时长大约2,300小时,比欧洲农民的1,300小时多出近一倍。而东亚地区的经济制度也塑造了这一群特殊的人群。

以中国为例,南方农民大多是自耕农,就是自己种自己的地。而国家税收是固定的,比如一亩地收一百斤稻谷不变,所以收获越多,自己得到的越多。这就鼓励中国农民特别辛勤劳作。而在南方没有冬闲时间,冬天也要修理更耕地和水渠。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部门,拥有一个企业全部的功能。首先是预测来年的天气,这些由老人负责,通常是家中年长的男性,他决定种植什么作物,然后安排家中劳动力,谁负责种地,谁负责出去做生意,卖东西。女人这边,负责手工制品,还要负责家里面的食物,这个通常由婆婆负责。

这个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小企业运作,有生产计划,有劳动力安排,有市场预测,有生产部门,有销售计划和销售部门,还有后勤供应等等。所以,一旦环境改变,中国南方几个省的乡镇经济会迅速发展起来,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中国自元代后期,南方的这种生产贸易就已经逐步成形了。到了明代,中国长江流域的私有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而且,这种经济还很大程度依靠对外贸易。

明代的“倭寇”之乱,其实很大程度就是闽浙皖三省工商业者的暴乱。初期,倭寇是日本浪人为主,到了中后期,主力已经是中国人了,主要来自浙江、福建和安徽,真正的日本人和琉球人,“十不及三”,而且都是小角色,并非大头目。

理由也很简单,明代海禁,外贸出口顿时停顿,严厉打击了三省的工商业者。要知道,当时浙江舟山六横岛,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来自西洋东洋南洋的商人达十万人之多,岛上还有教堂和法庭。后来嘉靖年间,明朝派兵剿灭,把一个东方商业中心彻底摧毁。

到了隆庆年间,明朝才重新开禁,允许从事海上贸易。明朝曾经有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海禁之后不再出海,后来中国的船队都是私人的,规模极大。明末郑成功父亲郑芝龙,就是海上私船的大头目,也叫做海盗,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船队不相上下相互竞争,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谈到浙江商人,提到明朝的历史,就是想要说明江浙、福建、安徽一带的民风,经商风气极重,温州商人后来崛起,绝不是偶然的事情。

李强是温州人,又在温州起家,当然也是商气十足的官员,在记者会上谈到民营企业,他有感而发也是情理之中。

李强讲话中,还谈到农村建设的“特色”,也很有意思。地方特色,重点是地方,而不是中央,机制上是自下而上,民间社会发达,才有地方特色。中国南方山很多,交通不便,有些地方,相隔30公里,大家讲话就很难相互听懂了。因此才有自己的地方特色。

只是这种特色,往往和中央一统有矛盾。比如广东的岭南文化,和广东话绝对分不开,但北京视为不利大一统的因素,过去想尽办法打压粤语,希望能够取消广东粤语文化。

这是北京官员的当然想法,李强说的地方特色,和习近平中央的一统江湖,恐怕又有些路数不对。

还有他说“坐在办公室里面都是困难,下到基层去都是办法”,要求官员不要坐在办公室里空想,要到民间去“问计于民”。这当然是中国南方改革成功的重要方法,但却和现在“新时代”的“习思想”有些格格不入。

北京近年流行的是“顶层设计”。专制体制的金字塔,决定了政经权力的“由上至下”的路径。中央是习近平最“英明”,地方当然也是市委书记最“英明”,一级一级,层层压制。计划经济之所以最后无法运作,原因也在于此。只是,北京朝堂之上坐满了“共产主义原教旨”者,都觉得自己天纵英明,上知天文地理,下知历史兴衰,指点江山,豪气万千,他们喜欢“顶层设计”,又如何能“问计于民”呢?

所以,李强的一场记者会,说的东西不多,但却可以看出几个结论。

第一,他是典型的江浙实用主义官员,四面圆滑,精于处理具体问题。

第二,他和习近平关系绝非一般,否则不敢脱稿谈论自己的真实看法。一方面,李强讲话处处维护习近平,凡事都围绕着强化习权威去说。另一方面,他却好不忌讳讲自己内心的真心感受。

第三,李强并未能够掌握国务院,起码目前还没有搞定北京的官僚系统。

第四,对于国家层面的问题,他现在尚不敢下定论,或者也由不得他去下定论。

因此,李强未来几年的执政特点也就跃然而出了。他一脚踏进了北京的权力“八卦阵”,水深池、大王八多,绝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

除了李强之外,还有四位副总理。丁薛祥出任常务副总理,还有何立峰、刘国中和张国清。丁薛祥过去一直是中办主任,熟悉北京官僚系统,主要负责驾驭国务院盘根错节的各个派系。何立峰原先是发改委主任,他是厦门大学财经专业毕业,估计未来会主管经济、金融、财政。而据说刘国中会负责教育、卫生、文体,张国清负责农业、商务等。

但实际上,刘国中和张国清都出身军工系统,都是国有经济和官僚系统中的老手。他们当副总理,可能有两个考虑,一个是李强不熟悉国务院和北方经济模式,也不熟悉大型央企,所以要靠这两位帮手;第二,两位军工出身的官僚,或者也凸显了习近平“准备打仗”,以及国民经济军事化准备的考虑。因为未来一旦爆发战争,打的就是整体经济,如何把民营制造业纳入战争体系中,这个事情,李强不行,还得靠这些老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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