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蒙蒙亮，位于上海郊区的胜辛路嘉安公路率先打破沉寂。骑着电动车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十字路口的马路边上排出百米长列。他们长期“盘踞”在此，自发形成一处零工市场。
在胜辛路一侧的零工市场等待的男人们。
在这里，电瓶车就是零工的“工位”，早六晚六，一坐一天，等待被“招工的老板”现场挑选。
老杨今年61岁，住在离此处五六公里外的一处农房，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骑电动车出发，六点多到达，不算早，但尚能选择一处好点的位置。胜辛路接近南北走向，车辆往往从胜辛路北直行或从东西走向的嘉安公路转弯而来，因此越靠近路口的位置便越早被招工的车辆看到。
“谁最先被老板看到，往往就选谁。”老杨说，每天会有一百多号人在此等一份日结的工作，大家像电视里码头上等活的脚夫——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脚夫，搬家、装卸水泥黄沙、运垃圾等，长期工们不愿干的脏活、累活，这些零工、日结工上赶着要。
嘉定的一处零工市场，民工们每天在此等活干。
一天工资在二百到四百之间不等，往年光景好的时候，他们一个月能收入四五千元。
不过，老杨已经五六天没见过招工老板了。中午时分，一辆黑色面包车缓缓在路口停下，等在路边的人们停止交谈齐齐张望，可惜的是，车上的人摇下车窗，与其中一人简单寒暄后就离开了——“不是招工的”，人们收回目光，转身回到“工位”上。
“这几天都没有人来（招工）。”他们当中的好几位，过去一个月只挣到一两千元。
“你看这个。”老杨把手机递过来，屏幕上有指纹的灰印。他在一个两百余人的招工群里，但始终在“潜水”。“18-35岁”“大专学历”“有叉车证”……对老杨来说，这些要求过于苛刻，“现在招工的条条框框太多，没啥机会。”
老杨来自河南信阳，他没有文凭，也没技能，在上海打了二十几年工，进过厂，也干过工地。如今只能干干零工，工钱一天一结。
与老杨并列坐着的，还有另外10多位岁数比他略小的务工者，也都在五十岁左右。中午一过，陆陆续续又来了些人。
零工市场附近，等待工作的男人们短暂休憩的地方。
老王今年53岁，正月初十从河南老家到上海。“今年我只被之前认识的老板喊去干了几天活。”老王不愿意说自己今年挣了多少。他只告诉记者，自己在这个路口站了一个多月，一次都没被选中过。
等待被“选中”的背后，是肩上实实在在的压力。老王带着一家三口在附近小区居住，老婆一个月挣三四千，儿子工资不高、等着结婚，房租还在连年涨。
“去年两千一个月，今年两千二。”老王表情严肃，觉得自己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前几天早上，曾有老板来这个转角挑人，大家都举了手，老板挑走了个子最大的那几个，老王不在其中。
归宿
樊二决定回重庆老家。工地另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只樊二，工地里还有一位姓谢的，也被查出因超龄使用假身份证，这些天也要清退了。
回家对樊二来说并不轻松。他没上过学，不会买票，不知道怎么从工地到火车站，也不晓得如何坐火车。最要紧的是，钱不够了。当初来上海的时候，他同几个老乡一块坐的大巴车，单人票价五百，路程遥遥好几千公里，从镇上一直开到工地。如今，他变成一个人回去，内心有些害怕。
隔壁宿舍的老刘是他的希望。工资要等工程结束的年底才发，樊二打算先向老刘借点钱，老刘是他的带班，相当于半个领导，也是老乡，想必会帮忙。可能去火车站也要老刘借车送他，再帮他买票，直到坐上火车。
闲暇时，零工们在路口旁的一个简陋帐篷里自娱自乐。
在樊二的宿舍，一间逼仄的板房内住着七八个人，一天没吃饭的他蔫蔫地躺在床上，厚重的被子挡住头部，床尾挂着几件从老家带来的冬衣。床的里侧“藏”着一袋雪饼，是前一天在工地小卖铺买的，十三块一斤，樊二觉得很贵，但还是买了一斤，打算坐火车时吃。枕头下放着一个小本子，记录他在工地干活的日子，樊二不太认字，所以是老刘代写：
“2023上海”
“2.9日1天加班4小时”
“11日下午5小时加班8.5小时打灰”
“13日一天加班7.5小时水”……
樊二应该不会再出来干活了，这次，他坚信自己超龄了。老家还有一亩地和父亲留下的六七间土坯房，回去后，他打算先育一些红薯苗，二十多天后苗苗长成再种地里，等到了秋天，收获红薯后再种上稻米，其他时节再种点玉米等。这样的日子，他曾过了四十多年，如今又回到从前了。
3月的上海已有些许燥热，路旁的绿化树正努力生发着新芽，只是芽尖细小稀疏，不足以为树下的人产生任何遮挡。
零工市场的人们还要在路口站多久呢？现场的人给不出明确答案。
他们大都来自小城小镇，在大城市打拼数载。人生转眼进入下半场，觉得只要自己还有力气，就会一直打拼下去。
绿灯亮起，骑着电动车的女人快速穿过路口，满怀希望地朝下一处劳务所驶去。
（樊二、吴霞、王芸、老杨、老王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