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乱扔垃圾，在殷商时期是要判刑的。
判什么刑？
剁手。
不是买买买，真的剁手。
如此严刑峻法，后世也有人为之辩护，说商朝统治者有超前环保意识，因为乱倒垃圾会污染环境，而那一届殷商百姓思想落后，总是垃圾大乱倒，非用重刑整治不可。
大哥，那可是三千多年前，煮饭也好，煮人头也好（那时候是常事），百分百用柴火，商朝的统治者，居然会担心乱倒垃圾污染环境？你咋不说女娲补天是因为臭氧层破了个大洞呢。
也有人从农业发展角度开脑洞，说“灰”就是草木灰，最好的有机肥，所以不能随便倒掉，必须统一管理，变废为宝，提升商朝的GDP。
还有从军事方面圆其说的，说马怕草木灰，特别是刚出炉的灰，温度高，倒在官道上会烫伤马蹄，而马若受伤，会直接影响商军的战斗力。
现代的专家们真是替古代统治者着想。可惜他们绞尽脑汁，都说不到点上，还不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他针对此事提出一个靠谱点的说法：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刑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韩非子《内储说上》）
针对商朝严惩乱倒垃圾的立法，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太重，问老师怎么看，孔子说：“这是治理百姓的好办法啊。灰洒在街道上，尘土飞扬，会导致路人灰头土脸，引发怒气，导致互殴，甚至扩大到群体、家族之间大乱斗，国家就乱了。所以，严加处罚是应该的。再说了，重刑肯定是百姓所厌恶的，但是，不乱倒垃圾，却是很容易做到的。让百姓认识到，做些力所能及的就能避免遭受刑罚，何乐而不为？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
乱倒垃圾就会引发群体斗殴？不带这么扯的吧。细品孔子的话，还是“使人行其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这一句，才真正说到点上。（注：离通罹，遭受之意。）
相信很多朋友都注意到，孔子师生这段对话，出处竟然是《韩非子》，而在《论语》等儒家典籍中，从未见出现过。从内容来看，“刑弃灰”毕竟是恶法，跟孔子一直推崇的“仁政”相悖，所以后世史家都认为，这是韩非自己瞎编的。法家诸子为了证明严刑峻法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无所不用其极，这并不是孤例。韩非的用意很明显——瞧，连儒家圣人都说“刑弃灰”有利于国家大治，你们还叽叽歪歪什么。
反正那时候搜索全靠翻竹简，重体力活来着，他说这是孔子说的，谁能证明不是。
但法家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世。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或考古证明，殷商时期真有“刑弃灰于街者”的律法。反之，史料中首次出现“刑弃灰”的记载，即不是在商法，也不是周法，而是秦法，其立法者，正是韩非的法家前辈：商鞅。
《史记·李斯列传》载，秦相李斯在给秦二世的奏书中说：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李斯引用他学长韩非的话说，慈母多败儿，严主无强仆，这就是严刑惩罚的作用。所以商鞅变法的时候规定，在路上乱扔垃圾得判刑（黥刑，比剁手轻一些，在脸上刺字，永远洗不掉的耻辱）。乱扔垃圾本来是小过错，判刑就是重罚，轻罪重罚，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做到。因为，犯了轻罪都被重罚，还有谁敢犯重罪呢？百姓自然都乖乖听话。
“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李斯所引用的韩非的这句话，跟韩非假孔子之口说的那句“使人行其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一样的逻辑，一样的动机，商鞅也好，韩非、李斯也罢，都是这么想的，一有机会也都是这么干的。
所以，后世很多史家都认为，立法严惩乱倒垃圾，是从商鞅才开始的。比如顾颉刚就这么说：“然则商君之事传至三晋，讹‘商’为‘殷’，因伪‘商君之法’为‘殷之法’，将历史事实提前了千余年，而韩非后复饰为孔子、子贡问答之言以证成之。”
商鞅原名卫鞅，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才被称为“商鞅”，他所拟定的那些法律条文传到韩、赵、魏等国，“商君之法”被误传为“殷商之法”，以讹传讹，韩非为了将法家思想发扬光大，编造了儒家师徒孔子和子贡的问答，以证“刑弃灰”等恶法乃古已有之。
这就说得通了。的确，“刑弃灰”这样的恶法，也只有“天资刻薄”（司马迁语）的商鞅才想得出来。
但跟他所立的其他恶法比，这还不算最变态的。
随便举一条，比如强迫儿女分家。其《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一户家族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如果儿子长大了不分家，所有的赋税都要加倍。
大家庭也好，小家庭也罢，只要其乐融融，分不分家应该是老百姓的自由，为什么要立法强迫分家？
因为，新法的分田、征税、征劳役等，都以户为单位，户数越多，国家财政收入越高。
还有更臭名昭著的，什伍连坐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什伍，即户籍与军队编制，百姓五户编为一伍，二伍编为一什；军队中，五个士兵编为一伍，二伍编为一什（“队伍”一词就是这么来的）。一人犯罪，十户人家受株连；一个士兵犯军法，也是十个士兵受株连。
想不受株连，发现违法犯罪就得举报。“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知情不报，身体一刀两断；举报的，跟斩敌首级同等奖赏，包庇罪犯的，跟投敌同等处罚，当然也是死罪。
不仅是邻居、战友必须互相举报，商鞅还规定，“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商君书·禁使篇》）。夫妻和朋友之间也不能互相包庇，发现违法事件，一定要向官府检举揭发。
孔子曾说过：“亲亲相隐，直在其中矣。”亲人之间互相包庇，从人伦、亲情角度是可以被理解，甚至是应该被法律允许的。但到了法家这里，亲情不是法外之地，大义灭亲才应该被提倡并强制执行。
所以秦以后的有识之士，多对商鞅的严刑峻法持批评态度。如南宋学者晁公武，在他的《郡斋读书志·商子五卷》中一针见血指出：
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矣。由此观之，鞅之术无他，特恃告讦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告奸者与杀敌同赏。此秦俗所以日坏，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脱也。
在百姓萌生犯罪苗头时，就对他进行处罚，这样就不会有大的罪案发生；奖赏那些告密者，就连小的罪过也不会被放过。大案不发，小过不漏，国家当然就大治了。这么看来，商鞅的法治之术没别的，靠的就是告密。所以他对那些不告密者的处罚，跟降敌同罪，而告密者跟杀敌同赏。这就是秦的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甚至于父子互相揭发的根本原因。最后，连商鞅本人也逃不掉。
可见，轻罪重罚、鼓励告密、严惩知情不报，这些恶法一脉相承，都是为了制造一个人人自危的“法治社会”，让黎庶们除了乖乖听话没有别的活法。法家们坚信，只有这样，才能达致“国之大治”。哪怕历史已多次证明，多行恶法必自毙（如商鞅的下场、大秦帝国的下场），也挡不住一代接一代的帝王们悄咪咪外儒内法——以儒愚民，以法治民。因为，用恶法来驯服不服者，实在太好使了，一如饮鸩止渴，一杯下去，清凉入喉，哪管过后一发不可收。
2023-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