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政府2023年3月25日出台政策，提出“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等。图为2022年8月7日，海南省因疫情封锁，长长的街道上车辆、行人全无。
3月25日，海南省政府出台所谓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定，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对于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笔者不禁莞尔。
不仅是地方政府，中共高层和党媒近期在许多场合都频频向民营企业家“示好”。马云回到大陆，据传也是李强极力劝说的结果，目的不外乎是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这一系列的动作，背景是病毒流行和中共政策的荒谬和反复无常，导致本来就举步维艰的民营企业雪上加霜；同时，中共对民营企业的打压趋势明显，马云已经失去了对阿里巴巴的控制权，刘强东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削弱了对京东的控制，孙大午直接被关进监狱、财产被中共鲸吞；更重要的是，中共正面临一系列的危机，包括在国际社会被孤立，经济持续衰退，大规模失业，财政收支缺口扩大等等，中共会不会通过收割民营企业来给自己续命，是民营企业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为民营企业家归根到底也是韭菜。也就是说，目前民营企业家不仅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再扩大投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带着资金移民海外。按照中共的数据，民营经济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和80%的劳动就业，如果民营企业家选择躺平，那么已经跌倒在地上的中共可能连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中共迫不及待地向民营企业家讨好，甚至送出了“不捕不诉不判”的大礼，看似是特权，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感到毛骨悚然。关键问题是法治缺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笔者的拙作《中共与法治格格不入》。按照法治的精神和原则，只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守法定的程序，那么该不该“捕、诉、判”就有明确的答案，这是法律决定的。虽然现实中需要执法人员来具体操作，但是在“捕、诉、判”等最关键的环节几乎没有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和人为自由裁量的空间。中共所说的“能不捕的不捕”，在法治领域就是个笑话。但是中共确实能够做到“不捕”，原因是权大于法。既然没有法治，那么就是权力至上，中共为所欲为。这个随意性就很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既然可以做到“能不捕的不捕”，就同样可以做到“不能捕的也捕”，这种事情太多了，比如前文提到的孙大午。那么中共真的是要用权力赋予民营企业家特权吗？看看地主和资本家的遭遇就知道了。中共所谓“土改”的政策多次变化，最初打土豪分田地，对地主进行血淋淋地屠杀和掠夺；中共在陕北割据的时候危机重重，于是搞所谓的“三三制”，对地主进行安抚和拉拢；中共篡政之后干脆对地主斩尽杀绝。中共在势单力孤的时候称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共的“同路人”，中共篡政之后立即对曾经的“同路人”大打出手。同仁堂等老字号，不仅品牌和资产被中共霸占，所有者和管理者也大多被中共迫害致死；而计划经济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中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换嘴脸，开始鼓励个体工商户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总之一句话，你们的生死存亡，全看中共的需要。
如果问民营企业家什么能够让他们坚定信心，笔者认为多数的回答应该是法治。当然不排除个别的企业主更希望寻求政府官员作为保护伞，甚至通过官商勾结获取暴利。但是这不是根本和长久之计，因为你所依靠的官员和权力本身就有不确定性，而且你还要被他所控制。而法治就不是这样，可以说法治就是一条忠实的狗，你是主人，它时时刻刻守护在你身边。一个人失去了金钱、地位、家人、朋友甚至身陷囹圄，法律都不离不弃；即使他失去了生命，他的遗体和著作权等等合法权益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法治的意义在于每个社会主体都遵循法律，包括政府。企业家深度参与社会活动，他们最关心的首先就是自身合法权益不能受到侵害，特别是来自政府的侵害，这个保障只能来自法治。2002年美国商务部指控曹德旺先生创立的福耀集团倾销并加征关税，福耀集团一纸诉状把美国商务部告上美国的法庭，结果美国商务部败诉。在法治国家这种情况实属正常，所以企业家可以把全部聪明才智和精力集中在市场、产品、技术等等方面，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不同了，他们是带着与生俱来的一副镣铐跳舞，这副镣铐就是中共体制。
民营企业在中共官员眼中就是唐僧肉，大大小小的妖精都要来吃一口。笔者一个朋友在海外开餐馆，政府部门对消防和食品安全进行检查，检查人员告诉他哪里不合格，为什么不合格，以及怎样改进，给人的感觉是检查人员就是来帮忙的，这让他感慨万千。他说在国内开个餐馆，不掉三层皮是拿不到营业执照的。一个在上海开咖啡店的朋友对笔者说，店里常备十来个红包，经常有政府部门的人来搞各种名目的检查，不送红包就会被停业整顿，这种吃拿卡要是常态，见怪不怪了。
几年前笔者在网上看到一个企业主的诉苦帖子，当时他的工厂的年销售额已经有大几千万了。环保局长经常叫他去打牌，每次他就带十万元输给局长。他说钱是小事，时间是问题。工厂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却忙于应付各个官员的牌桌和饭局，而且必须随叫随到，谁都不敢得罪，真是身心疲惫。不久前，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先生说他的企业家朋友“没有一个有着真正的高质量的生活”，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吃盒饭。俞敏洪先生的朋友圈，应该都是大型企业的老总。这些企业多数已经渡过了创业和发展时期，处于比较稳定成熟的阶段。即使如此，老总们每天依然过着忙碌的生活，当然原因很多。笔者认为处理于政府相关的事务牵扯了他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马云担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时候曾经承认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与政府打交道。
即使民营企业家们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还是难以满足中共政权和各级官员的贪婪。马云和刘强东不同程度失去控制权，笔者不相信完全出于自愿。2018年初，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在亚布力雪地控诉当地政府对其投资二十亿元度假村的百般刁难和威胁，潘石屹等民企大佬纷纷声援，都是同病相怜，只不过大多数人有苦不敢说而已。至于像孙大午那样不怎么陪笑脸的，中共就直接投入监狱去了。
笔者在国家机关工作期间也接触一些企业，但是关于企业的难处的感受不来自企业，而是一位司局级官员。他被派到国企担任总经理，三年后调回来。同事问他有什么体会，他叹了一口气说了四个字“善待企业”。要知道，他去任职的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国企，他本人也是有政府背景和人脉的官员，到了企业才知道有多么不容易。那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即使抛开中共官员的贪腐，仅仅中共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和低下的工作效率，就足以扼杀企业的活力。
在中共官僚体制下，民营企业的角色就是这么尴尬。如果了解中共的本性就应该知道，它对你示好和媚笑的时候，说明它的刀已经磨得很锋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