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为严邦国重度昏迷后双眼半睁，被粘上医用胶带闭合以保护眼角膜；右图为严邦国刚入院时，右眼呈外伤淤青。（受访者提供）
旅居新西兰的广西维权人士严克维近日披露了他的父亲车祸就医后，家属被医院诱捐器官的经历。“作为当事人，遭遇过这种器官的勒索，我是希望把这件事曝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他说。
严克维的父亲严邦国是一名国企工人。单位破产时，由于政府贪污，职工得不到分房等福利，严邦国曾作为职工的代表去上访维权。作为一个老访民，他关注时政，时常被国保警告。
2021年元旦刚过，不幸发生了。2日清晨5点，时年62岁的严邦国在骑行共享两轮自行车时，被一辆三轮载货摩托车碰撞，河池市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负主要责任。
图为严邦国身份证。（受访者提供）
据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入院记录显示，严邦国于当日7时53分被送到该院，他被撞后伤及头部，出现昏迷3分钟，醒后无再昏迷，神志清楚，由本人陈述病史。
严克维当时在广东打工，当天晚上赶回河池市，父亲已经在河池市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的重症病房。“我去的时候，他是躁动不安的，我说‘我是克维’，他还听得懂，就很含糊地说‘克维啊’，然后他就睡过去了，因为他们给他打了很多镇静剂。”
“当时中共还在搞防疫运动，不让陪护，探视也很麻烦。第二天、第三天从病房里拉出来做CT，还见了两次，也是挣扎得很厉害。”
医院告诉家属，这种车祸是由第三方（肇事者）赔偿，医保不报销的。医院会先挂帐，由家属全额承担账单，然后再去跟第三方追诉。
在神经外科四、五天，主治医生打电话来，说病人血氧不够，要做气管切开插呼吸机，要家属去签字。“之前是用输氧面罩。”严克维表示，家属都觉得突然，也到处问朋友，最后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去气切的时候，推他到楼上手术室，他就抓我的手，非常紧，也是说不出话来，但是他死命抓我的手，抓很久……”严克维回忆，手术做了一个半小时，出来时父亲就昏迷了，睁着眼睛，叫他、摇他也没用，还会流眼泪。
当天晚上10点钟，父亲被转到ICU。大概住了一个星期，医生就说病人很难恢复，最好的情况可能是植物人。几天后，医生开始提出捐献器官的事情，并要做血透（保护肝脏）。
严克维表示，医生是“循循善诱”的，“他先说没有抢救价值了，如果捐献器官的话，红十字会报销医疗费用。他还特意解释说这不是器官买卖，因为有病人需求，红十字会就有这个项目，好像做慈善一样。”
“当时我们不同意的，因为你也懂中国人，像我们遇到这种事本身就很悲痛的，中国人讲究绝对不能死无全尸，发生车祸就是一次（身体损伤），再搞一次把器官搞走，我们当时是直接拒绝。”他说。
在家属拒绝捐献器官后，医生加大了用药。血透药费一天增加五千，人血白蛋白五百元一瓶，都是医保不报销的。医生还给出一个长长的治疗方案，称在ICU住两三个月，能够脱呼吸机了，再去高压氧舱。确有一些患者半年后好了，或者需要一两年。
大约1月中旬起，严邦国的眼睛被用医用胶带粘合起来，“医生（说）漏嘴说是为了保护眼角膜，总是睁眼会让眼角膜病变。”严克维表示，“因为（父亲）一直没有好转，大概二十天这样，医生又说，红十字会的（项目）你们考虑不考虑？他说话那意思好像只要同意，他们马上就能办。等于说我也是被击垮了，这样才同意的。”
“不过到了第二天，医生就说没有（捐献器官）了，因为年纪大了，可能就是没有配型成功。他这时候也改口了，说这两天人可能就不行了。”
“1月8日那份法医损伤检验写到Glasgow（格拉斯哥昏迷评分）14分，照理说是轻度昏迷的，但我们从始至终没能跟他说一句话，（他）没有任何遗言能留给我们。”严克维说。
2021年1月24日深夜，严邦国去世，死亡医学证明书上写着“多器官功能衰竭”。“他们拖延治疗，后面基本是为了维持器官。就好像他们安排的，如果有器官需要，他还能撑一个星期、半年；如果没有需要，又说没救了。就是谋财害命！”
“父亲死不瞑目的。事后我就想到，他们这种套路肯定不止一次。”严克维在百度查新闻，搜索“广西交通事故捐献”，发现因交通事故捐献器官的案例有很多起，因为交通事故医保是不报销的。
“我相信这些人没有一个愿意捐的。像我们中国人讲究孝道，发生这种事家属肯定很悲痛，一定想救人。因为我们中国人医疗没有保障，他用压力击垮你，被医院这样的勒索，这是医院的套路，这是一个黑幕。”
严克维是一名90后，家中的独子。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看到国内的黑暗，也收听美国之音、翻墙了解外面的世界。2018年，他去法国应征法国外籍军团，在巴黎埃菲尔铁塔戴着国民党的帽徽自拍，被网警监控。
图为2018年10月9日，严克维去法国外籍军团应征时，在埃菲尔铁塔自拍留念。（受访者提供）
2019年六四期间，他因为推特言论和要去香港参加维园六四30周年活动，被拘留15天。
严克维表示，经过父亲这件事情，他完全相信法轮功学员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必须揭露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它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系统在支撑着，运作得非常流利。”
记者就严邦国的案例咨询多位医生，医生认为病人脑部受伤后燥动、头痛，一般会使用镇静剂，使病人安静下来以免造成再出血。
根据入院10天后的CT片子，一位十多年从医经验的刘医生表示，从脑CT评估，存在挫裂伤，多发出血点，大脑镰下少量出血。胸部CT，气管内有插管，双肺靠背部内渗出，出血或水肿。应该是坠积性的肺炎（长期卧床而形成的常见呼吸道并发症），摔在地上背部的受伤也有可能。
但他认为，脑内散发的挫裂伤出血，目前这种小的出血点，不至于造成人的死亡。如果要证明他真的是植物人，起码脑内有一个大出血，更严重、更恶化的表现，或者哪个器官衰竭了。
刘医生建议，病人家属要追究医疗事故责任的话，首先要把病例全拷贝回，查第一步资料，病例没有任何修改的痕迹。如果真的是医生在做局的话，那家属真的是没有办法对付。
记者致电河池市人民医院韦姓主治医生，询问严邦国病情恶化的原因。对方先花了5分钟时间在系统上查询病例，找到柳州严邦国的病历，查到是车祸住院后，韦姓医生就以“某某比较了解情况”为由把电话给了别人。接过电话的人称也是重症室的医生，说“你们有什么情况都可以走法律程序”。
记者再问，韦医生是否曾经劝家属捐献器官？如果家属同意捐献器官了，那还怎么治疗？对方称，“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你。你叫家属来，我们当面跟他聊。我们病历也写得很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来跟医院协商。”遂挂断电话。
老年人也是活摘供体目标
《追查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追查国际在调查取证时候，也遇到五、六十岁的器官供体。老年人捐献器官不是最好的年龄了，年纪太大了。就是为了钱，为了利益，国内医疗界可能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
追查国际调查员2018年6月25日调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科的电话录音显示，对方表示肝源充裕，涉及周围好多个省份。“我们一般都还是四五十岁左右吧，四十岁左右，主要还是年轻的。”值班医生说。
记者查询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一篇《老年龄DCD无偿器官捐献肾移植临床效果分析》的论文显示，随着移植供体器官的日趋短缺，器官供需矛盾日趋扩大。老龄无心跳死亡供体（DCD）的临床效果将备受关注。
知网论文显示，三名六十多岁的老人成为器官移植的供体，六名受体一人出现急性排异反应，一人术后死亡。（网页截图）
在这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中心，2010年5月至2012年8月的6例尿毒症患者肾移植手术中，一人出现急性排异反应，一人术后死亡。其中4例接受2例车祸伤致DCD患者供肾，男性供体年龄分别为65岁、61岁。2例患者接受1例颅内良性肿瘤致DCD患者供肾，女性供体年龄为63岁。
医院和红十字会被指涉嫌“谋杀”
公开资料显示，河池市人民医院本身不具备做器官移植手术的资质，但却是器官供体“援建单位”。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官员上的一则消息显示，早在2014年，该医学院已经累计完成22例的器官捐献，36例器官移植手术，河池市人民医院作为其肝移植对口援建单位，在器官捐献方面有合作。该院院长经常到外地医院访问。
多年以来，河池市人民医院是器官捐献的“援建单位”。（网页截图）
汪志远认为，严邦国的案例中，院方的步骤不能排除他们诱捐，诱导病人家属同意“捐献”。而且从这个案例来说，病人根本不是脑死亡。脑死亡是：重度昏迷；深度的神经反射消失；呼吸不可逆停止。这三项缺一不可。
“他这个过程中一直插着气管，也没有做呼吸功能消失的试验，这怎么能证明他是脑死亡了呢？这一点上来说，就不应该是脑死亡。他（院方）没有做这个诊断脑死亡的步骤，这就不行。他是有意地去制造这么一个现象。”
中共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刑犯器官，中国公民自愿捐献是人体器官移植供体器官的唯一合法来源。而中国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是由中共国务院领导的官方机构。
陆媒报导显示，近年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频繁出现在事故伤亡者的家属身边，中国红十字会在各地并组织“三献”（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器官捐献）宣讲活动，鼓动民众甚至大学生捐献器官。
南方医科大学医师胡冬梅2015年关于器官捐献意愿的调查论文显示，仅有12.6%的受访者愿意捐献一部分器官给不认识的人。不愿意捐献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担心器官被不人道地摘取，遗体遭受不尊重”（54.4%）；“对医疗机构等不信任，担心被他人用于谋利”（42.9%）；超过半数（55.5%）的受访者担心同意捐献后医生会为了获得器官而不尽力医治。
汪志远认为，中国大陆在中共的管制下，至今没有脑死亡立法，所有说脑死亡取器官，这都是非法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杀人行为。“从这个案例上来讲，这是一个涉嫌谋杀，不是一个什么脑死亡器官捐献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