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新闻对这事儿很气愤，写了《你会把你女朋友的私密照卖了还赌债么？》一文，意外的惹了一小部分反女权的读者不高兴。有位读者留言最具代表性，他洋洋洒洒的给我写了一篇长文，从现在结婚彩礼高企、聊到国内女权“既要平等又要特权”，最后越说越气愤，开骂之余给我留了这么一句“如果事情属实，张可能确实是个人渣。但在这类新闻中，别忘了所有男人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我看了这种留言吧，反正就挺二张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战壕，对谁？你说你跟张继科是“战友”，难不成你又打乒乓球又赌博么？
好半天我才理解他的意思，原来他说的是“泛性别叙事”，也就是在谈论男女平等时，把所有男人想成了一个群体，所有女人想成了另一个群体，然后彼此展开一场“权利之争”。于是就有了“虽然此事张继科很渣，但身为男人，我们还是得同情他”的奇谈怪论。
但不好意思，恕我直言，这种看似合理的性别站队思维，其实恰恰是他们最反感的极端女权当年所掉入的窠臼。
昨天的文章聊了一点上野千鹤子女士。我就想起，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别看日本女性地位至今依然有待提高，但在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女权运动恰恰曾经出现过一段高峰期，日本人天生喜欢抱团，当时日本的女权主义者们也利用女性集体叙事，提出了一些今天看来都非常激进女权的主张。
比如她们认为“平成新女性”也应该仿照中东男人能娶四个老婆的传统，找四个男朋友。分别是跑腿男、买单男、礼物男和本命。言外之意就是“本命”之外，其他的男友都可以当工具人。此外，对于日本职场一直存在的职场性骚扰问题，当时日本女权也高标准严要求，上班挤地铁，你无意碰我一下也是性骚扰，姐妹们啊，快来让这个恶心家伙社死！
所以你今天去日本，可以看到日本地铁都有“女性专用车厢”，这就是那个年代日本女权运动最高峰时的产物。
“平成新女性”们曾经给日本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女权目标，简直要把日本原本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倒转过来，让女尊男卑上一段时间才解气。
但我们后来看到，这种女权运动的虚假高峰，很快就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而退潮了。原因是，日本当时参与女权运动的群体，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集体。参与运动的女性内部阶层也有上中下之分，而不同阶层的女性，她们对男女平等的核心诉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日本中下层女性来说。交四个男朋友，让他们轮流伺候自己这种口号简直太奢侈了，甚至完全摒除职场性骚扰对她们来说也不是优先位的，她们的首要诉求应该是保障自己与男人平等的工作权，实现同工同酬和无歧视招聘。
因为，你要知道日本时至今日其实依然是一个不鼓励女性工作的国家，夫妻结婚之后妻子辞职回家当全职主妇，政府会给予额外的补贴（美其名曰照顾核心家庭）。这件事本质上讲，就是在拿双职工家庭的钱去补贴让妻子辞职回家的家庭。所以日本女权运动兴起过程中，本来应该优先把这种劳什子规定改掉，这样才能先从中下层女性着手，一步步的实现男女平权。
但日本女权运动的问题在于，它过于沉醉于“全体女性”这个叙事，于是就导致了对女权的诉求定义被少部分精英女性所垄断，而这些上层女性所提出的诉求，恰恰是与下层女性脱节的。甚至上层女性强行提出的“四个男友”“无菌职场”乃至“不婚主义”这些诉求，是在不断劣化中下层女性的生存环境的——
企业因此觉得女性的用工成本太高、太“难搞”，于是就在招聘时对女性更加隐形歧视。男人们觉得既然你要四个男友、又不婚，那成吧，咱就都不结婚，我还省一笔老婆本。
于是日本女权主义搞到最后，最受害的反而是那些最需要工作和家庭的中下层普通女性，最终因为失去了底层支持而风流云散了。
是的，当我们谈到男女平权问题时，一个常常被男女权激进主义者们所避开的真相其实是，男性和女性并不能天然构成两个壁垒分明的集体，不同阶层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对平权的理解和首要诉求也是迥异的。
这就能够解释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在当今的世界上，男女平权做的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北欧各国，往往同时也是阶层分野不那么大的国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女性财产、工作状态往往是相近的，所以当她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发声的时候，真的能提出代表多数女性利益的诉求。
相反，那些公认男女平等做的不好的国度，同时一定也是社会阶层差距较大的国度。这一点，除了东亚的日本、韩国。更典型的例子请看印度，印度的女性地位就不用我多说了，连续多年霸榜世界强奸最高发国家的榜单。而且印度对女性的歧视似乎是愈演愈烈的，有一个数据说从1971年至今，印度的强奸案增长873%，平均22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强奸案。但你知道在1971年，印度发生的另一件事是什么吗？
是印度首位女总理英吉拉·甘地成功连任。
颇为讽刺的是，英吉拉·甘地在1971年的总理就职演说时，还特别提到了提升印度妇女地位的事儿。而我们看到，这位出身政治世家、执政手腕也不可谓高超的印度“铁娘子”，没有给印度的男女平等带来丝毫的曙光，印度女性依然在深渊当中。
为什么？因为印度的阶层差距太大了。像英吉拉·甘地这种出身上层种姓、从小锦衣玉食的贵族妇女压根想象不到底层妇女的诉求是什么。印度的底层妇女真正需要的，可能是首先是女性公共厕所、卫生巾、洗澡不被公开窥视、高额嫁妆、走夜路不被袭击等等非常基础的问题。而英吉拉·甘地关注的却是女性从政的权利、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结婚之后依然独立于丈夫有自己工作的权利……这些诉求不一定不对，但当上层女性打着男女平权的旗号，优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印度底层女性的基础诉求反而被更加堂而皇之的无视掉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件神奇的事情——印度这个国家那么早的诞生了女总理，却那么持久的待在了女权的低谷中。
所以，再重复一遍：即便在男女平权的“战场”上，男性和女性，并不是争锋相对的两个“战壕”，问你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同时，一定要问你的阶层如何，否则你是无法想清楚自己诉求和同盟军到底为谁的。
这个问题，对于男性也同样存在，甚至更甚。
我现在请所有在类似案件中主张为了男权站队渣男的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一夫多妻这个制度，对男性来说，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呢？
你可能说，肯定是有利的啊。娶一堆佳人、三宫六院、左拥右抱，那是所有男人的终极梦想么。
可是且慢，其实这个问题是有语言陷阱的。确切地说，对一夫多妻支持还是反对，得看你是什么样的男人。如果你是传统社会的王侯将相、地主老财，那你当然可以支持一夫多妻。
可是如果你家境贫寒呢？如果你本来就处于择偶市场的边缘呢？
那么一夫多妻制，对于身为底层男性的你，就是一种它对于女人还要残酷的压榨与剥削。因为适龄女性是有限的，那些人生赢家们多娶几房姨太太，就意味着你所面对择偶市场更加稀缺女性。最终，一个允许一夫多妻的社会必然制造大量的“光棍村”，很多地方甚至必须依靠拐卖妇女这种恶俗才能传宗接代。这就是极端父权体系下，一种看似极有利于男性的制度设计最终剥削、戕害底层男性，并导致他们与女性进行底层互害的一个典型案例。
上野千鹤子女士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她认为在父权社会中，“弱者男性”与女性一样也是被强者男性欺凌的对象，所以弱者男性应该是女性的同盟军，应该团结一起来一起追求真正的男女平权——这种愿景的实现对弱者男性是有好处的。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我觉得上野女士选词不谨慎——因为就男性的心态而言，很少有男性是愿意承认自己是弱者的。她这样喊反而更加招不到“同盟军”……
说回当下我国的“性别战争”，我觉得当下中国舆论场上的两性争论，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了一场“底层互害”。
社会中下层男性与中下层女性，如上野女士所说，本来很多利益诉求是一致的，应该在很多社会议题上团结一致才对。但结果却是他们之间互骂的最凶。
女性嘲笑同阶层男人“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甚至“蝈蝻”，男性则以类似的恶毒言语反唇相讥。最终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出现了无原则的选边站队，把张继科当做了“同壕战友”。
我觉得这种“底层互害”之所以产生，问题就在于争论的双方同时具有两种思维陋习。
第一是“慕强”，很多男人和女人们骨子里都瞧不起没钱没势没颜值没地位的异性，并只对他们最讲原则。而一旦遇到高富帅、白富美。什么男权女权口号，统统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赶紧上去无原则的倒贴。
《简爱》和《呼啸山庄》那种虽然你比我强，“但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是站到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的那种“弱者的自信”、那种真正的人格平等主义精神，始终没有在我们的这里铺陈开来。
要说“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简·爱难道不是典型么？这种精神有什么好嘲笑的呢？
而如果没有人格的自信与平等，又怎样奢谈男女的平等呢？这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第二，就是过分沉醉于集体主义叙事。
太多人在两性争论中使用性别集体主义叙事，其动机与他们沉迷于国家、民族集体主义叙事时是一样一样的：因为慕强鄙弱，所以对自身的弱小感到焦虑，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宏大集体，把自己融入进去，从中获得一种安全和满足感。于是就有了“在这场战争中，所有男人（女人）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种奇谈怪论。
而你咂摸咂摸，这种思维，跟“不转不是中国人”的逻辑是不是一样一样的？
所以，经常有朋友问我，小西，这种八卦热点你蹭干嘛？掉价。或者，你干嘛非要谈男女关系的事情？太鸡毛蒜皮了。
但我觉得，这种话题洽洽是最大最大的事。孔子曰：“食色性也。”一个人的三观是内在互通的，从一个人怎样去对待异性，怎样对待自己的妻子、丈夫、男女朋友中，你就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对待世界的。
而很多其他的事情上，有时候概念太多，你容易想不太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但如果类比到两性关系，品鉴渣男渣女时，是非就一下子明晰了。
比如对张继科这个案子，你但凡调用常识去想想——就因为你是男人，所以你就得跟张继科“同一个战壕”么？
放屁！凭什么？！
很多其他的事情，其实也是同理——那些在良知和常识面前还要就给你讲站队、讲敌我、讲谁和你“同一个战壕”的人，不是自己脑子一团浆糊，就是在忽悠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