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自己一生，王镇皋是很不服气的。“我资质高于李政道，却连正教授也没评上。”说这话时，王镇皋忿忿不平，耿耿于怀。
离开山东大学的王镇皋辗转了几个学校，最后在杭州退休，再无学术和事业可言。先后与两任妻子离婚，原因皆与“特务工作”有些关系。
杭州的一所中医院里，85岁的王镇皋拿着单据，小心翼翼地站上自动扶梯。他请求医生别让腿脚不便的自己往返折腾，先盖个戳，照过射线再下楼付款，可大夫说，这是医院的规定。扶梯降到一半时，王镇皋突然转过身，逆着众人的目光向上跑去，慌乱中脚步踉跄，摔倒在电梯上了。
他跛着脚进了门诊室，拿回落下的钱包，一边掉眼泪一边向医生宣布，病他不看了。
28岁的时候王镇皋在山东大学物理系评为讲师，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拥有一张红色的医疗卡，无需挂号，主任医师在专门的房间里等待，工人负责拿药、记账。
如今的遭遇让他委屈，他又一次想起自己因为疾病、生活琐碎，尤其是那件事而浪费掉的天才，“如果我不是副教授，是院士，他们还会这样对待我吗！真是太残酷了。”
两年前他在《杭州日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当中回忆原子物理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束星北，提到他在抗战年代启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王镇皋给报社寄去了一封长信，告诉编辑：“束星北最好的学生不是李政道，是我。”
据说束星北几乎从未夸奖过别人，即便是后来做了中科院院士的学生，在他眼里也只是“马马虎虎”。但他向人提起王镇皋，却说他的天资高过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晚年的王镇皋带着一身疾病回到出生地绍兴，打算在小镇僻静的街巷里过完剩下的日子。当他本本分分地走过菜市场，没有人会对他的过去感兴趣；有过瓜葛的人，描述起他来会说，“世界级的天才”，以及，“卑鄙无耻的特务”。
一
王镇皋出生在绍兴山区的一座村庄，18岁高中毕业时，因为不满意家里替他指定的妻子，他选择了逃离，到上海寻找亲戚，并在那里考取了远在青岛的山东大学。
1950年夏天，他乘坐蒸汽机车来到了青岛。
据同届学生回忆，第一次见到王镇皋时他穿着全系唯一一件土布长衫，羞涩讷言，习惯性地挤在人群背后。开学后的摸底考试，因为数理化三科满分，令物理系上下震动。不过一年之后，教室里便很少出现王镇皋的身影。
小时候，身患肺痨的舅妈被送回绍兴乡下，人们对它的传染性一无所知，只晓得大口吐血意味着时日无多。王镇皋又把病菌带到了山东大学，他每天只买得起一个窝头，一米七几的个子仅有九十来斤，结核病便趁免疫力低下发作了。他躺在隔离宿舍里，剩下一具瘦削的皮囊，溃烂的腮部仍不断流出脓水。当时还是进口药物的链霉素三块钱一针，几乎是他一个月的饭钱，且需要每天注射，另一名肺结核发作的同学已在几天前病亡。
病重的事情王镇皋没有通知家人，通知了家里也帮不上忙。拖到1952年3月，身体愈发虚弱，直至无法起身，互助组的女同学会早晚送给他饭食。
转机的出现毫无征兆，政府宣布给予大学生食宿和医疗免费，护士告诉王镇皋消息的一刻，他想，“共产党大恩人，救了我一命。”
王镇皋记得，毕业前的一个晚上，学校党委通知他到办公室去一趟，推开门，保卫科科长巩念胜坐在那里，身边是一名军人出身的公安。他们告诉王镇皋，校党委和公安部门决定让他接近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青岛公安头号监控对象，“你很有前途，干这样的工作对党和国家损失也大，但是青岛的反特斗争形势严峻，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了。”
王镇皋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二
束星北是怎么被盯上的？上面竟然不放心到要指定专人监控他？有些原因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去问那个时代。总之，他留学过欧美，总爱坚持用自己的思维考虑问题。这在某种体制下，怎么都被视为另类的。
他的另类还表现在，授课从不照本宣科，教鞭拿在手里彷佛一根魔杖，轻轻一点，世界便如同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人窥视到遥远的宇宙。
他对蠢笨之人毫无耐心，学生大多视他的课堂为畏途。他常在年轻教师的课堂外驻足“侦探”，甚至闯上教师王承瑞的讲台，摸起粉笔在板书上打叉，公式打满小叉后，又用大叉布满黑板四角。王承瑞为此跑到校长办公室大哭一场。
物理学院曾流传过一句束星北的话：“搞政治的人就去读党校专心搞政治，不要跟我学物理。”
束星北在山大开课那会儿，王镇皋还在痊愈之中，只选择了束先生的理论物理选读一门课程，讲授相对论时，王镇皋不仅对答如流，而且多有发散，束星北感到意外，问，你看了什么书？他回答说，生病的时候捡到过两张散掉的册页，无聊时用来打发时间。
因为生病耽误了课程，束星北单独为王镇皋开了一门量子力学，引来十几位教师听课，教师们跟不上，王镇皋不得不充当起助教。遇到难解的问题，束星北毫不顾忌地评价说，你们这些笨蛋，这都不明白，王镇皋肯定懂。临近考试时，他对王镇皋说，不要考了，我直接给你一百分，并塞给他一本厚厚的英文原著，“看一个礼拜，考这个。”
按理，对于自己的恩师，王镇皋怎么也不能答应监视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王镇皋是否经历过激烈的内心斗争，总之他最终答应了学校给予他的安排，做出了让自己后半生深感懊悔的选择。当年还有几个留校的学生也被保卫处拉去做线人，但都以“不能胜任”等理由推脱搪塞了过去。谁也料想不到，结果竟然是束星北最看重的学生担当了这样的角色。
根据需要，王镇皋执行的保密任务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监视束星北，了解其行动、思想和言论；第二，了解校内其他需要了解的老师；第三，也兼顾学校异常情况。王镇皋要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向巩念胜单线汇报，并撰写周报告。
三
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也无多少波澜。等到运动一来，校园里便不再宁静了。王镇皋还记得1957年那个动荡的日子，大鸣大放的喧腾已经有段时间。这天凌晨，他悄悄走进一家小院，公安部门的接头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
他汇报完白天的鸣放情况后，公安告诉他说：“中央快要反击了。”
“大鸣大放”那几个月，王镇皋每天忙于查看大字报，探听师生们的言论，中午和午夜12点到联络站汇报情况，回到宿舍时已经2点钟。地处海滨的青岛4点半就天光大亮，担心错过重大动向，他又得赶紧起床，总感觉身体会随时垮掉。
鸣放中，因为受到上面鼓励，许多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满腔热情地帮助号召者整风。但素有“束大炮”称号的束星北在鸣放开始却很少发言，不提个人恩怨。
直到引蛇出洞的策略临近公开时，人们才明白束星北沉默的原因。在省委宣传部的会议上，他以《用生命捍卫宪法尊严》为题发言，认为历次运动的错误在于粗暴破坏宪法，时弊的根源只因有人治而无法治。他的见解引来一片喝彩，更多的人隐隐感觉到不安。
《民主报》编辑向束星北索要发言稿时，风向已经变化，因此建议他删去一些内容，被束星北拒绝。一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告反击开始，编辑问束星北是否需要撤稿，他回答，文责自负。
这后来使束星北成为右派典型。这天，在全校批斗大会之后，公安局指示王镇皋到束先生家里去一趟。
当晚，王镇皋走过鱼山路昏暗起伏的街道，来到束先生家。束星北夫妇见到王镇皋来访，十分高兴。提到白天批斗时有人指着鼻子谩骂，束星北说：“当时我带枪的话……”束夫人接过话道，“我们家有枪，打兔子的。”束先生还提起了李政道，也为王镇皋太多教学任务感到不平。那一晚王镇皋少有的愉快，几乎忘了是去执行任务的。
四十多年后人们翻阅束星北档案，发现1957年记载着这样一条：王某某汇报，束星北有枪。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半年后，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送往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大鸣大放时王镇皋整日既忙碌又心事重重，同事看在眼里，但没人知道，此时他已经因为劳累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夜无法入睡，记忆力减退，连熟人的名字也想不起。备课时，他看着刚刚翻过去的书页，脑中竟一片空白，恐慌在胸口淤积，“哇”的一声伏案痛哭起来，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天才了。
四
鸣放之后的秘密工作并没有轻松下来，但凡国内外有事，王镇皋就得收集各方面的言论，每周撰写思想动向报告，再交给巩念胜。一方面是教学工作，一方面是刺探言论，王镇皋都累得快要趴下了。到后来，为舒缓自己紧张的情绪，王镇皋逐渐把秘密工作当做一种民意调查，认为是党了解民情的途径。有天围观下棋时，一群邻居借棋评论时局，王镇皋蹲在一旁探听，忘了家人还等着他买菜回家做饭，愤怒的妻子久等丈夫不回，气得冲下楼来，将他踢翻在地。
由于类似于这样的忘我工作，王镇皋的秘密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山东省也受到中央嘉奖，公安厅长为此专门请他吃过饭。
公安厅的人曾告诉他，你不能入党，并拿出一份彭德怀事件的内部党员文件给他看，说明已经把他视为党员看待了，并告诉他说：“这就算是你的组织生活。”
但无论怎样，告密这样的事情，都是人所不齿的行为。王镇皋只能经常自己找一些理由，来安慰平衡自己。他评价自己是个好人。
他把评奖、加工资的机会让给生活困难的同事，把一枚钻戒换来的自行车借给别人长期使用。当他看到新闻中患了重症肺炎的儿童，一宿辗转反侧，第二天赶到医院留下500块钱之后，才回到家沉沉睡去。
由于王镇皋提供的材料，束星北被发配到月子口水库劳动。其他右派都在积极表现，疯狂干活、彼此揭发，争取一切摘掉罪名的机会；束星北因为体弱，又消极怠工，是表现最差的一个。
饥馑来临的时候，束星北饿极了，他溜进农田，顺着红薯的藤蔓摸到根茎，正要挖时被守望的农民逮到。农民见他可怜，从草棚里抓了一把花生给他，束星北竟连壳也吃了下去。漫长的煎熬摧毁了束星北的意志，他写下万余字的忏悔书，痛斥自己是“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当有人偷偷告诉他可以帮他逃亡海外时，他动过心，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无论他如何虔诚，却始终不被饶恕。
1972年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国，在当年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媒体表示，我国科技落后，应该积极邀请西方专家来华讲学，李政道回应说：“我国的科学家以及在尖端科学方面的造诣并不低于西方，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然而李政道并不知道，此时他的老师已经在青岛的一家医院扫了十几年厕所。
然后，终于是春天了。
20年后，王镇皋见到已经平反的束星北，发觉老师当年的英气消散了，而他自己也因为疾病折磨显出深重的病态。他代表学校请束先生回山大授课，束星北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后来束星北寄给王镇皋一封介绍信，李政道要来北京演讲，他希望自己最好的两个学生见见面。
报告厅里挤满了人，王镇皋坐在第一排的贵宾席，静静地看着讲台上的李政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这是王镇皋当时的感受。演讲结束，掌声热烈，王镇皋害怕问起科研的事情，在人群涌上前去的时候，选择了独自离开。
退休之后，王镇皋写信给学校，要求评自己为名誉教授，哪怕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但没能如愿。
五
晚年回到绍兴小镇时，家人亲戚大都不在了，七十多岁的外甥女偶尔过来照看他。每隔两天，王镇皋会往外甥女家去一趟，如果几天不见人，外甥女就过来看看是病了还是死了。前不久，外甥女也去世了。王镇皋跟妻子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听别人说，她的健康状况比他还要差。
王镇皋的第二任妻子是物理系老教授的遗孀。王镇皋的特务身份暴露后，妻子忍受不了他的声名狼藉，离他而去。临走还丢给他一句咒骂：卑鄙无耻的特务！
对于秘密身份的泄露，有种版本说，1979年，为了提高待遇，王镇皋向党委书记“评功摆好”，提及监视束星北的历史，结果与总支书产生矛盾，被后者有意泄密。当他从外地回到山东大学时，同事告诉他，“不得了，特大新闻，全校都知道你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大特务。”
他先是调往华侨大学，后来为了就医方便，又调往苏州铁道师范学院。至于科研的事情，早就丢到一边去了。
同学王景明回忆，束星北曾有一次向他问起，你知道王镇皋是特务吗？眼神中带着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1982年束先生去世，治丧委员会发过一封电报，王镇皋在上海看病，收到时已经是三个月之后。
束星北临终之前曾有嘱托，要求把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他虽然身体衰朽，头脑却像年轻时一样清晰敏捷，也许有研究的价值。但医学院忙于领导换届，遗体被遗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很久以后领导想起，吩咐两个学生抬到树林安葬，学生抬着不知名的腐烂尸体，匆匆埋在了操场的双杠下面。
王镇皋后来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惊愕。而更让他气愤不已的事情，是自己的职称问题。有个女同学打来电话说，当年班里常常得零分的学生都评上了教授，你却最终只是个副教授，你可是束先生当年最器重的学生啊。
王镇皋感到很失落，他用历数一生的语气给苏州和山东大学分别写了万余字的长信，希望授予他名誉教授，即使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结果都没有回复。两次突发心脏病的巩念胜也拖着病体为他奔走，还特地找过了解当年情况的潘校长。不久，巩念胜和潘校长都去世了。王镇皋到济南时曾看望过巩念胜，聊起当年的事情，巩念胜说，“党对不起你啊！”王镇皋闻听悲从中来，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就在巩念胜病床前放声大哭起来。
他也想联系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向她解释当年并没有害过束先生，汇报时提到李政道，是想让上面处理时有所顾忌。但束美新不愿意跟他通话，虽然她同意父亲遭难的责任不在王镇皋，当年揭发的人太多太多了，她只是不愿意父亲的名字跟王镇皋再有瓜葛，在她眼中，王镇皋就是个“跳梁小丑”。
而在更多人看来，“资质高于李政道”，“被毁的物理天才”，才是标记王镇皋曾有万般可能的人生的起点和终点。
2020-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