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局放开了疫情封控政策，但贺宏国和韩东仍处于被监视居住的状态。在失业情况下，两家的日子过得拮据窘迫。图为2021年1月河北省某村村口悬挂的防疫标语。（微博图片）
辽宁省葫芦岛市货车司机贺宏国和大舅子韩东，因疫情期间的行程报备问题，两人被当局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尽管当局放开了疫情封控政策，但两人仍处于被监视居住的状态。在失业情况下，两家的日子过得拮据窘迫。
监视居住下的生活窘迫
据《北京青年报》近日报导，3月28日，在第二次监视居住到期后，葫芦岛市绥中县法院向贺宏国和韩东下发了第三份监视居住决定书。
在过去的400多天里，贺宏国和妻子女儿一直生活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加碑岩乡，这里是距离县城最远的乡镇。贺宏国家里的老屋有两间房，除了在外上大学的儿子，夫妻两人带着女儿挤在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里，另一间住着贺宏国的父母。
贺宏国常常后悔当初去了绥芬河，“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收入，要怎么生活？”没办法外出跑车，夫妻两人去年唯一的收入，就是卖了不到三千斤玉米。
贺宏国和韩迎春回加碑岩乡生活后，也给女儿办了转学。周围的人大多对他们表示理解，但也有人会对着女儿指指点点，“看，这就是贺宏国的女儿。”每次听到，女儿都要回家跟母亲叨叨。
贺宏国的搭档、大舅子韩东也有一样的烦恼。
被监视居住的日子，韩东满脑子是“我要是进去了，这个家该怎么办？”两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房贷，这些担忧让他睡不踏实。
韩东告诉儿子，“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即使我去服刑了，卖房卖地都会供你读书。”韩东这辈子没什么文化，他不能让儿子也和他一样。“我妈看见我就哭，所以我也不敢总回老家，就在县城的家里待着。”韩东说。
韩东也曾尝试出去打零工，“就扛了两天沙子，挣了300元。”长期零工对工作时间有要求，不能缺勤，因为监视居住要随传随到，韩东没办法保证这一点。
事件回顾：货车司机如何成为绥中县“疫情源头”
时间回到2022年1月22日，韩东和贺宏国从武汉拉了一车包心菜送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当日傍晚6点多，他们经过绥中县，在当地做了核酸，略作休整后，就又出发了。路上，核酸结果出来了，是阴性。
顺利赶到牡丹江市后，他们这趟行程本该就此结束。可贺宏国收到配货人消息，让他们继续将货物送到牡丹江市代管的县级市绥芬河。在绥芬河所做的核酸，两人的结果也是阴性。
准备返程的时候，贺宏国又接到一单生意，货主让他们去同为牡丹江市代管的县级市东宁，拉一车玉米送到辽宁省锦州市。1月25日凌晨，韩东和贺宏国到了锦州，在锦州港卸完货，当日下午2点左右回到了绥中。
韩东和贺宏国的户口都在老家村里，疫情之初，每个村民小组都建了微信群，发通知、通报都在群里。两人每次出车回来，都需要在群里报备。韩东在群里报备了从锦州返回的信息，贺宏国也由妻子进行了报备。
2022年1月26日，韩东刷视频时看到了绥芬河暴发疫情的消息。2月7日，绥中出现了一例新冠肺炎（“中共病毒”）病例。感染者是韩东的小舅子。
2月8日，绥中县政府通知全员核酸，同时，相关经营场所被要求暂停营业，公共交通实行管制。当天，韩东作为密接被拉走隔离。同一日，贺宏国核酸结果异常被隔离，随后两天，贺宏国和韩东的核酸结果相继显示阳性，两人被送入定点医院治疗。绥中县公安局找到正在治疗中的韩东和贺宏国，通过视频方式分别给他们做了笔录。两人这才意识到，事情开始严重了。
2月24日，葫芦岛市政府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宣布查清了疫情的源头是两名曾经去过绥芬河的货车司机。
到现在，对于源头的认定，韩迎春还觉得困惑，“我和女儿一直没阳，我们和他是最密切的接触者了，如果源头是他，我们怎么没被感染？”
韩东的代理律师对“源头”的认定也提出过异议，他曾在开庭时表示，韩东从绥芬河市疫区返回后，经过17天才被确诊新冠肺炎，并不能合理排除韩东从疫区返回绥中县时并未感染新冠肺炎，不排除其返回绥中县后感染的可能。
2022年9月29日，绥中县检察院向绥中县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韩东、贺宏国得知绥芬河爆发疫情后，未履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未对去过绥芬河的行程进行报备。
韩东和贺宏国表示，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行程，之前出车回来，就是最后一站是哪里就报备哪里，从来没有要求要报备全部的行程，“我们从绥芬河回来的时候，那里还没有发生疫情，按照当时的防控政策，是不需要报备的。”
韩东：获刑是因为疫情放开之后就没人管了
中共当局于2022年12月7日发布了针对疫情防控的“新十条”，对已经持续三年的疫情封控政策实施了松绑。
2023年1月8日，当局对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变为“乙类乙管”。中共最高法等五门联合发布通知，对违反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将不再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
判决下发后，韩东和贺宏国一直没有被收监。“最初是因为疫情，放开之后就没人管了。”韩东说。
韩东和贺宏国没有上诉，“担心上诉可能会被加刑。”贺宏国和韩东没想到，当初不上诉的决定会影响到事后。但他们仍递交了再审申请。之后，他们多次询问派出所和法院，得到的答复都是“让等消息”。
2022年6月份，在合伙人的提议下，贺宏国卖掉了那辆占一半份额的大货车。“如果不能出车，等于一直在赔钱。”他算了一笔账，除去贷款，停车费、保险等各种税费，一个月下来的折损要五六千元。谈及为什么不雇司机跑车，韩迎春说，雇司机会“赔得更多”。
贺宏国那辆货车挂靠在鑫浩源运输车队的名下。车队负责人黄经理曾帮贺宏国想过办法，只是司机们对这辆牵扯了“官司”的车多少有些忌讳，“没人愿意开，只能低价卖了。”
韩东打算，只要改判无罪，马上就去出车。他不知道的是，今年货运行业变得更难做了，一些车主甚至雇不起司机。“货少了，运费低了”，黄经理说，往年一年能挣到十万，现在也就能挣六七万。司机的工资也从原来每天300元左右，降到了2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