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知道刘亚洲很早，换句话说刘亚洲的成名很早，大概是在我将入未入大学的八十年代初期。刘亚洲属于题材独特、个性鲜明、文风别无分号的作家。刘亚洲同时代的中国文坛，新人迭出、佳作此伏彼起，几乎一个星期就爆红一篇小说，使中国人振聋发聩，让中国人醍醐灌顶，为中国人发蒙招魂。这些如同定期推出和释放的爆红小说，篇篇都像创世纪般前所未有的发现、揭示、责难、质问或者诠释了共产党中国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社会顽症和固疾，因此每次甫一问世立即全民轰动、举国震撼、万众皆说。如果说，共产党内的思想解放源于胡耀邦领衔的真理标准讨论，急进青年们的理论启蒙发端于胡平、魏京生等推动的民主墙运动和北京之春，那么，普通大众的精神觉醒则是来自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批判和控诉文学创作潮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层递进的一步步披荆斩棘突破前行。那时的中青年人正儿八百上过学的很少，但却比今天有文化和热爱文化的多了：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一系列世界名著，售卖当天排队的长龙一望无际；每周和每月，期待和欣赏新一期刚刚复刊或者创刊的文学刊物，成了不论贵贱、上下咸与的八小时以外不二乐趣。那时的中国没有电视、电玩、微信、微博、抖音、网络、影音播放、社交媒体和显赫的行业与职业，文学，包括小说和诗歌，就成了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的主流——不，简直就是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的本身，而彼时的作家和诗人如果论起流量、追捧、点击、刷赏、吸粉、带货，连今天日进斗金的顶流网红大V都得远远望尘。与此同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荒芜了太久、郁结了太多、积累了太重，稍微灵气、聪明、敏锐和深刻一些的有心人，很容易就一飞冲天、前无古人。像今天已经没什么人知道了的刘心武、卢新华、郑义、张贤亮、陈建功、张弦、宗璞、王安忆、蒋子龙、冯骥才、孔捷生、戴厚英、梁晓声、理由、张洁、谌容等等，都是靠人生第一篇小说瞬间开山立派、名满天下、封神入堂，成为文学史上里程碑的。这种情形，很像胡适海归时的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思想界一片空白和沙漠，净等着他去开拓、圈地和殖民；所以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人，拿着从美国求得的金针，动不动就划一个时代、动不动就划一个时代。
刘亚洲被广为人知也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不过，在那样一个时代的主流和大潮面前，他显得既另类又边缘。刘亚洲的纪实文学也好，小说也好，题材和风格与上面那些在中国之春里应运而生的弄潮作家群格格不入，全都远离现实和社会。刘亚洲的生活和思考好像游离在另一个世界，他对苦难沉重的历史伤痛、积弊丛生的社会现实和迫在眉睫的变革渴求既无共情、也不关注，视野和兴趣完全在对普通中国大众来说遥远、无关、猎奇的事件上——要说这是因为他是军队作家，当年声名赫赫、万人仰慕为人的尊严呐喊的白桦可比他正宗多了呢——。他几篇后来合订成集的成名作《这就是马尔维纳斯》、《恶魔导演的战争》、《萨达特之死》、《红色旅和它的两次大绑架》、《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等等的立意、风格、技巧和语言，从今天我这个年龄的思想和文字阅历看来，算得上浮浅、粗鄙、稚嫩和矫揉，但迎合了包括我在内那个年龄无数渴望和感染于苏轼、辛弃疾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英雄主义情怀的热血青少年男性的口味，觉得别开生面、耳目一新，极具冲击力。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维基百科，《新闻联播》和《参考消息》支离破碎的报道和介绍，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那一个个发生在陌生国度、爆炸性和充满魔力的世界事件及其神秘的来龙去脉和细节内幕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这更增强了刘亚洲作品的吸引力。有意切割以显示“力量”的简短段落，夸张、渲染、粗暴的句子，滥用的惊叹号，不容分说的结论，斩钉截铁的断言，不分人物千篇一律的强悍个性和气壮如山的语言，煽情烘托起的气氛，再加上简单化、主观武断、一厢情愿、随心所遇对对象心理言行和事件场景的想象与臆造……不过，也正因为这些独特极端和与众不同，所以让人一看而知是他的文字，也一下就能牢记不忘。
在刘亚洲一系列作品里，当然有对见所未见过的现代新型战争的思索、判断和探究——一个文艺创作员在报告文学里作此类操作，自然粗糙、简陋和不自量力，如果真像给他写序的王震老军头说的那样“解放军一些院校把它们列为学员的必读教材”，则只能说明当时中国军队是何等的落伍与低劣——，但他更主要的是要通过那些轰动世界的国际事件来抒发、传述和表达自己把国家主义、唯意志论、强者和英雄崇拜、胜者为王、超人哲学、法西斯主义以及对战争和铁血的迷恋与赞颂等等混杂在一起的观念和情绪。在他的眼里，不管是诺列加还是对手撒切尔夫人，不管是“恶魔”沙龙、以色列军队还是他的死敌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不管是绑架滥杀的红色旅、受害人莫罗还是营救者意大利特种部队，不管是萨达特还是里根或美国伞兵突击队，只要英勇、凶猛、狂傲、霸气、强横、硬汉，只要大无畏、蔑视死亡、以身犯险、一往无前、勇于胜利、明知不可为而为、敢于压倒一切敌人并且最终成功，都一律光荣、崇高、荣耀和辉煌，都一概令人心仪、钦佩、推许和追崇；而他对以色列的推崇备至则完全突破了那个年头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是非界定和外交原则的禁区与束缚。在那时，刘亚洲就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保守愚钝的革命军人完全不同的活跃恣肆的头脑、庞杂冲撞的思想和独立新阔的视线，也让人感觉他似乎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和身份——相比他，同时期和他名字同音异字、又恰好是他非正宗武汉大学校友的另一个知名作家刘亚舟，就平凡土气的太多了。
青少年男性对秋风宝剑、落日旌旗、“一时间多少豪杰”的天生梦想、向往与憧憬很快让位于对眼下青春岁月炙热生活的投入和追求；而且我们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军国主义者和战争狂人；现实课题、改革进程对我们吸引、让我们萦怀、使我们壮怀激烈的程度和力度，要远远大于远方钢铁、硝烟、血与火的混响和轰鸣。因此，被我们在思考、沉重、忧患之余用来猎奇、轻松、休闲一下之后，刘亚洲的东西就退出了视野；而他歌颂共产党中国当代军人的《两代风流》，我们则从来就没有过看一眼的兴趣。
二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停停走走、退一步进两步，政治上反反复复、阴晴不定。以控诉、批判、揭露为特征的伤痕文学逐渐式微，作家群们开始在不同方向上深耕细作，但很难再有之前一炮而红、市井皆吟的盛况。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背景是中越战争期间的老山、者阴山战役，小说浓墨重彩讲述了参战最前线部队营长陈淮海、团作战股参谋罗一明和罗一明的妻子“她”三个人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陈淮海是军长的儿子——一听这名字就是货真价实的开国将军后代——、“十五年里全团头号引人注目的人物”，阳刚、血性、威猛、桀骜、孤傲、高洁、浩气凛然、大气磅礴、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勇冠长虹、热爱国家和军人荣誉胜于个人生命和名声，连个头都“魁梧”的“比一明整整高一个头”，几乎就是新一代的完人“高大全”。哦，不，陈淮海当然也有缺点，他“有个最大毛病，就是讲义气”。而且，陈淮海对自己还有着强烈、主动、自觉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肯定，他自诩而不是自许是“岩石”、是海明威笔下的“非洲雄狮”、“即使泰山崩溃，他相信自己也对付得了”，用一句最简单也最至高的定义就是：“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