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濒临死亡的人的大脑,可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突然激发出超常的活力。
示意图:2020年4月7日,在重症监护病房(ICU),护士们照料一名戴着CPAP头盔的新冠患者
根据周一(5月1日)发表的一项研究,两个明显已经脑死亡的患者,在被关闭体外生命支持系统后,大脑突然显示出了激增的神经活动。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的这项研究结果,为一些“濒死体验”的说法提供了科学支持。“濒死体验”是一种发生在病人即将死亡时的强大且神秘的体验。
据《国会山报》(The Hill)报道,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季莫‧博尔济金(Jimo Borjigin)对此表示,这个发现为“我们是如何死亡的”这个令人感到既惊奇又模糊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对四名被摘除生命支持系统的病人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中,博尔金的团队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四名病人中,有两人的大脑在死亡前的瞬间,迸发出了超高的活力。
特别是,这些病人显示出一种突然激增的、特定类型的脑电波。这种脑电波通常代表着这个人在进行有意识的思考。
那位濒死病人的伽马波模式,达到了高于正常人在有意识的大脑活动中所发现的水平。
在病人死亡前的瞬间,所产生这些脑电波——被称为伽马波(Gamma Waves)——其水平飙升至之前的300倍。
迄今,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在死亡时所经历的过程,仍然不为人所知。在传统的说法中,死亡只是生命过程的突然结束——特别是指大脑和心脏的生理活动的突然结束。
例如,科学家并不真正了解,当一个表面上健康的人突然遭受创伤——如车祸、摔倒或心脏病发作——并迅速死亡时,其人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
博尔济金问道:“如果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你如何救治他们?”
在实践中,当一个人被医疗专业人员宣布死亡时,他在法律上就是死亡了。而医疗专业人员并不是根据病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做出这一判断的,而是在检查其是否持续地没有了心跳或脑电波的情况下得出结论的。
在病人长时间对外界没有反应之后,家庭成员通常会选择切断病人与体外生命支持系统的连接。这时,病人的身体会因缺氧而慢慢死亡。
但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存在着一些更复杂、更难检测的情况。博尔济金指出,仍有一种可能性,即存在“隐蔽的意识”(Covert Consciousness)——一种我们目前无法检测到的意识体验——它在身体表征之下继续存在,并在死亡临近时,突然涌现出紧迫的生命意识。
博尔济金说,这可能是一种适应性反应,类似于将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身体在睡眠中停止呼吸——的人(或者海豹)唤醒时,其苏醒时的恢复认知活动的激增。
她说:“大脑有一个极其敏感的、感知你体内氧气水平的机制。即使是氧气水平的微小下降——大脑也会立即获悉,并会不断调节氧气的供应。”
这与将大脑视为一个被动乘客的想法相悖。博尔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她说:“认为当你在经历心脏骤停时——心脏停止或不泵血——难道大脑会什么也不做?这让我无法理解。大脑应该要发疯了,而事实正是如此。”
她的下一个假设是:“大脑会放弃其它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而专注于这种基本功能,这是一种维护其生存,或自我复苏的基本功能。”
这项研究所进行的这种对死亡过程的内部领域的探索,与博尔济金原来的专业领域——昼夜节律和睡眠科学——相去甚远。
2008年,她在研究中风对大脑产生的、促进睡眠的激素的影响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
在死亡前的那一刻,与电脑相连接的老鼠的大脑,显示出了血清素(Serotonin)的突然激增。血清素是一种与大脑的思维和感知功能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
博尔济金告诉《国会山报》:“血清素,你可能知道,是对大脑功能很重要的基本神经递质——当它发生故障时,会导致精神障碍。”
“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哇,我想知道这些老鼠是否只是出现了幻觉’?”
她的第二个想法是,这种濒死时血清素的激增,可能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但她错了,无论是关于这一点,还是对死亡的一般机制的理解,都鲜有人研究。“我开始查阅文献,并惊讶地发现,我们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
博尔金说,在对死亡过程的传统理解中,大脑只是一个由心脏带动的、半被动的乘客而已。即当心脏死亡时,大脑也会死亡。
2013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濒死的老鼠的大脑,在经历心脏病发作时,产生了激增的伽马波。伽马波代表着意识及思维的存在。
她的团队在2013年的论文中写道:“这些数据表明,哺乳动物的大脑在濒临死亡时,可以产生与神经相关的高度意识活动,尽管这听上去很矛盾。”
博尔金对《国会山报》表示,自从十年前开始研究濒死者的认知体验以来,她们没有得到过任何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
她说:“我们肯定需要扩大我们的研究,我们需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这类研究的资助。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更多的病人,也许能够在整个国家的(医疗卫生)网络中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