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台今年4月17日曾报道,武汉异议人士张毅之子张弘远四月初突然从中国出走,在荷兰寻求政治庇护。为什么异议人士的子女需要通过出走来保全自己?张毅和张弘远到底做了什么,被中国政府看作眼中钉?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对身在荷兰的张弘远的专访。
记者:张先生您好,您现在是在荷兰的什么地方?
张弘远:我现在在荷兰海牙市附近的一个镇子里,离海牙市区大概有个二十分钟的车程。
记者:那您是什么时候离开移民监的?
张弘远:我是在移民监待了十二天之后,他们才最终决定把我放到这个开放式的营地里面,我在移民监完成了我和这个移民局的第1次面谈,还有第2次面谈。
记者:准确的时间,您是从什么时候离开中国到荷兰的?您是直接就飞到荷兰的吗?
张弘远:对,我是4月13日从北京飞到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的。
记者:先前我们都知道,您在荷兰申请政治庇护,事由是因为您拍摄了武汉白纸运动的视频,而且传播出去了,这是您申请政治庇护的主要原因吗?
张弘远: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当时拍摄的是武汉汉正街的游行最后清场的画面。但是武汉真正的白纸运动并不在汉正街,汉正街的游行是和白纸运动相关的,但是真正举白纸的是在武汉的一元路,而我真正避难出来的理由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收到了消息,就是因为我的父亲疫情期间一直在接受外媒的采访,我作为协助他接受采访的人,他们要把我作为我父亲的连案一起判刑。
记者:您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说要抓您判您?
张弘远:就是有关方面的人告诉我们,但是具体肯定不方便透露了。
记者:有关方面是指政府是吗?
张弘远:对。
记者:谈到您父亲在疫情期间接受外媒采访,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疫情期间也有很多人向外透露疫情的情况,那么您父亲张毅的特殊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张弘远:他疫情期间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武汉,然后整个封城期间,只要是有这个外媒的采访他都会接受,然后因为很多外媒,他是直接通过打你国内的手机电话告诉你他要采访,这期间就是警方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虽然会在电话上面不接受采访,但是后面我们就通过其他安全一些的方式来接受采访。但是,最后警方也是今年跟我爹说,您疫情期间接受了六十多家世界各地媒体的采访。我父亲都不知道,都没有统计过到底有多少这个数字?
记者:您父亲张毅现在武汉,他面临的压力是什么?
张弘远:他现在在武汉。第一个就是湖北省的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汇报,想要抓张毅,然后中央政法委想要把这件案子办成一个铁案,让湖北政法委想办法,湖北政法委就说把他的儿子也一起抓了,作为连案一起,这件事就能办成铁案。然后,我到了阿姆斯特丹之后,也就是4月17日,您这个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我在这边庇护的这个新闻之后,他们就知道我已经出境了,然后现在就是我父亲24小时有人在底下监视着他,在家门口。
我们家楼下都是一辆车上面三个人轮班换24小时跟着他。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对我的那篇报道出来的那一天(4月17日),我听父亲说是派出所的,一直在我们家里待到了凌晨两点钟,就等着上面的这个意见,看什么时候去逮捕他。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他受这种严格的监控,是一个随时准备逮捕他的一个状态。我虽然可以出来,但是他肯定是没有机会再出来了。
记者:湖北地方政府一直把张毅盯得这么紧,除了他接受外媒采访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张弘远:因为他三年来一直在呼吁释放方斌。
记者:您父亲呼吁释放方斌是通过什么方式?
张弘远:他一直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三年来始终都在呼吁释放方斌。
记者:他有直接向政府提出过这个要求吗?
张弘远:他提这些要求的时候,肯定是在我们这个派出所或者说见这个区领导的时候跟他们提的,具体的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没有和我讲过太多这方面的事情。
记者:您说的区领导是指哪方面的领导?
张弘远:比如这一次方斌出狱的这一天,我听说是副区长,然后是挂职的公安局的局长,还是什么人,就是强迫他出去在这个酒店里面住了一天,对他进行了一个审问之类的。
记者:您在听到这个政府方面可能要针对您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您对您和父亲被放在一起,您当时有没有觉得奇怪的地方?因为接受采访是您的父亲并不是您。
张弘远:这个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这就像之前中国说的,我是他的软肋嘛。用抓捕我的方式来威胁他,然后一起抓捕他,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式的逻辑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
记者:除了因为您和张毅是父子关系,有可能因为这种血缘关系成为您父亲的软肋之外,也是因为您协助了您父亲接受采访?那么,您是如何协助您父亲接受采访的?
张弘远:协助他接受采访,因为所有的这种加密聊天软件都是需要通过翻墙来完成。还有比如他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有一些需要通过谷歌邮箱之类的邮件沟通,Skype或者WhatsApp这种软件都是我来协助他完成的。
记者:就是说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协助,是吧?
张弘远:对,技术上的协助。还有比如他接受采访之后,这些警察上门来威胁。我把这个拍成了视频,这段视频也被NHK日本电视台发布过。
记者:那要谈到白纸运动。我们知道白纸运动的一些参与者至今还在狱中,没有被释放。您说您直接看到的是汉正街的一些抗议行动,是吧?
张弘远:对。
记者:那么这个抗议行动和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白纸运动、和您所说的发生在另外一个地点的白纸运动,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张弘远:它们之间的差别……汉正街这个,汉正街是武汉的一条批发的商城一条街,养活的人太多了,但是在这种严格的封控条件下,这些人没有办法工作,没有饭吃。然后再遇上乌鲁木齐事件之后的白纸运动,全国一起游行起来,他们就是在武汉,也开始有这些游行来反抗着严格的清零政策。
记者:这个过程当中,在汉正街的这个游行示威当中,有没有存在着政治性的口号,比如像上海,那就出现了让习近平下台这样的政治性的口号,汉正街有没有类似的口号?
张弘远:在我去的时候,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拍到的是清场的画面,我没有听到这些口号性的东西。
记者:那是哪一天晚上?
张弘远:11月27日。
记者:27日,就是星期天的晚上。那您这一次从中国出走的过程顺利吗?您前面介绍了,您是因为得到了政府可能对您不利的情况下出走的,那么这个过程顺利吗?
张弘远: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出来的时候心里也很忐忑,一个担心航空公司会把我拦下来,第二个是担心海关会把我拦下来。
记者:但是您还是冒险决定要出走?
张弘远:对。有关人士透露的,就是湖北省的政法委要申请边控,需要一级一级层层上报,包括我之前也没有刑事案底,他需要边控一个人,就需要一级一级上报。
记者:您的意思说在这个上报的过程,最后这个文件没有到达海关手中,是这个意思吗?
张弘远:对,我出走的过程就是因为我们提前从外面的朋友知道了要抓捕我们,然后是三天之内,从决定到落地阿姆斯特丹,一共只花了三天,非常急的仓促的出逃。但是我一直到阿姆斯特丹落地之后,武汉的警方才跟张毅透露,就是说我的刑期作为这种从犯是三到五年,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就是我会判多久,只知道要抓人了。
另外就是,这个我出来的理由,因为我还有两点理由,刚才没有表述清楚。我跟您先简单地说一下: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开车从武汉到了老挝,然后我们是把武汉的杨敏女士带到老挝。
记者:您能介绍杨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张弘远:杨敏女士您这个自由亚洲电台也有过报道,她的女儿在24岁的时候,一月十几号在医院里面感染了新冠病毒,然后她去世以后,她的母亲杨敏……
记者:是在2020年,疫情刚起的时候,是吗?
张弘远:是2020年,她在市政府门口举牌喊冤要求追责。
记者:我对杨敏有一点印象,就是说她因此受到了政府的打压,是这样吗?
张弘远:对,她一直都在受到严格的这种监控,包括精神上的折磨。
记者:精神上的折磨是什么?
张弘远:就是基于社区,包括警察不断的就是对她要求她噤声,不让她发声。然后以一些这种所谓的经济上面的理由,比如我为您们家修个电梯呀,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想让她闭嘴。
记者:所以,她是为了维权而受到政府的打压,是这样吗?
张弘远:对,她就是想要一个真相,就是想要一个追责。
记者:然后她为什么会去老挝呢?
张弘远:因为她也不愿意再在国内受这种所谓的言论上的限制,包括这种国保,还有警察对她的这种骚扰,她决定离开中国。
记者:您是帮助他从中国出走老挝?
张弘远:对,我们是从武汉直接开车到老挝,到万象,开了3000公里。
记者:我们是指谁?就您们两个人吗,还是说有其他人?
张弘远:对,我们两个。
记者:您协助杨敏出走的这个过程,政府方面知道吗?
张弘远:他们知道,因为在云南边境的时候,我们一共刷过三次身份证,这个身份证都是和车牌一起拍了照的。
记者:所以在您所听说的政府可能对您采取行动的理由当中,这也是一条?
张弘远:对,这也是一条。
记者:除此之外,您说还有一条是什么?
张弘远:除此之外,我还协助过艾未未,他在2020年拍摄的一个叫《加冕》的纪录片,是有关于武汉疫情的,我为他做了湖北方言的字幕,最后我的名字也出现在片尾。
记者:这也是政府给您算的一条罪状?
张弘远:对。
记者:您现在您能介绍一下您自己吗?您现在多大年龄,然后您从中国走之前,您是做什么工作?
张弘远:我今年24岁,之前在国内为一家美国企业给电厂做外包的循环冷却水水处理,是现场服务工程师。
记者:这么多年,您在您父亲身边,对他的这些言行,您一直是赞同并支持的吗?
张弘远:在我上高中以前,我并不是很理解我父亲的这些言行,因为他的这些言行导致他不断受到派出所的拘捕、问话,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很多的困扰。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认识到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我就明白我父亲做的这些事情是真正推动民主进步的,就一直很支持他了。在我读高中的那段时间,他也是隔三岔五地被派出所叫去问话,一问就是24小时。有时也是因为给他定寻衅滋事的罪名,把他关押15天或多少天,我都是很从容地一个人去派出所找他们要人,这个你必须要给我一个答复,我爹到底怎么样?你要给我一个书面的答复。
记者:武汉疫情这三年您也经历了,对吧?这三年当中您觉得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张弘远:印象最为深刻的,我觉得还是李文亮医生走的那一天。
记者:是什么触动了您?
张弘远:就是李医生讲“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记者:为什么这一点对您触动特别大呢?
张弘远:因为他是用生命去证明了这句话、这件事。他以前,李文亮医生以前也是党员什么的,但是他最后死之前能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就真的就是很触动。
记者: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