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共大力强推反诈骗APP，被认为是监控人民的工具，也是收入监测体系的一部分。图为2003年7月7日，人们走过中国银行在上海的一家分行。(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共强推“反诈”APP以来，经过疫情三年越演越烈，至今仍在各地强行推广。普遍分析认为，中共反诈为由，监控民众为实。大数据监控是其政权危机后进一步收紧权力的动作。
陆媒近期报导，山西临汾政法委官方微博5月13日发布官宣，让市民及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及时接听96110的电话、查看96110的短信息。
5月9日，推特网友发送截图消息称，成都大学强制学生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学生被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实名注册，并交个人信息主页截图，提交至微信群。由班长担任反诈骗负责人。
3月27日，宁夏银川西夏区妇联官方澎湃号发布政务文章，称“将反诈宣传做到群众家门口，掀起全民反诈新热潮”。
有网友表示，“学校早就强制安装过了，一样要求强制注册并收截图。”“最大诈骗来自内部，他们（中共）才是最大诈骗团伙。”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3月，中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序“国家反诈中心”APP正式上线。该应用会对用户手机收到的电话、短信或下载的APP进行检测，识别“诈骗”行为，对用户进行预警。
目前，专为Iphone设计的“国家反诈中心”APP（年龄17+），显示有19.3万个评分，评分为2.6（满分5分）。由于在海外应用商店无法检索到此APP，目前暂无安卓用户统计资料。
不少Iphone用户留言，“上门强制安装就很无语”，“下载了没法注册，登陆，各种提示网络异常。”“对得起国家开头的这个APP名称吗？”“强制下载一刀切拦截号码……连顺丰快递的号码也给我拦截掉，害的快递师傅上门说我电话一直打不通。工作上的陌生号码也给我拦截掉……”
原河南高校老师赵梅（化名）告诉记者，早在2020年下半年，学工部就下达通知要求学生都得安装反诈APP，负责高校的那些警察（片警），专门给班长、团支书建了一个微信群。班长收完截图发给警察。
赵梅介绍，学生对此挺反感的。有的学生拿个备用机安装，没有备用机的就不得不装。也有一些逃过去了，P个图（用photoshop软件做图）交上去。
“因为学生大量的P图，他们（警察）就开始用后台监控，发现交的（截图）数量怎么跟后台监控的数字不对呀？交了这么多（截图），后台数字没多少（用户）。”她说。
赵梅表示，反诈APP从后台开软件查聊天记录，并没有帮助学生远离诈骗。有个新生下载了反诈APP还被诈骗了5,000多元。实际上，高校学生被网贷、传销等诈骗的很多，一般警察也不管（不出警）。
她认为，学生被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个人信息被泄漏。比如退货诈骗，对方能直接说出你的名字、购买日期、型号等详细信息，以骗取信任。“在中国大陆，到处收集信息，到处泄漏信息，所以中共在一天，这种诈骗也生存一天。”
来自江苏的劣药维权人士陆晓忠告诉记者，去派出所或相关政府单位办事会被强装反诈APP，不装不给办事。如果装了，手机里只要有和外网相关的软件，都会直接报警给当地警察。
“之前给一个病友装过翻墙软件，一装上，他立马接到当地派出所电话，要求他删除。在国内，翻墙成本很高的。都得准备好几部手机。”他说。
央视报导显示，截至2021年9月，仅正式推出半年的反诈APP总下载量已超过两亿。而目前的实际用户数量外界无法获知。
赵梅表示，她的朋友，疫情期间去办事，在路上就被大白（警察）拦截。她去银行办理更换手机号码的业务，也被要求办理之前必须下载反诈APP。“越到后来，越强制装。没装过就跟没打过疫苗一样了。”
街头运动早期发起人、异议人士欧荣贵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所谓“反诈骗”，本身也是中共的一个运动。他在广州的时候，在马路边上就会碰到警察推销安装反诈APP；去治保会办门禁卡钥匙的时候，也硬要安装才让办事。出国后就把它删除了。
“只要去政府机构办事，都要安装后才能办。很显然每个地方基层工作人员都是有指标的。因为中共无论干什么事，都是用运动式去进行的。它需要不停地运动才能更绝对地控制民众。”他说。
此外，中共近年来还推动了“断卡行动”，银行封了大批用户的储蓄卡，要用户本人去银行柜台办理解封，新卡也很难办到。也有分析认为，该行动是监测体系的一部分，如果发现了非法收入马上就可以取缔。
欧荣贵认为，反诈骗APP的目的是控制民众，但更主要的目的是针对中共基层的官员。有点权力、跟权力沾点关系的人在江胡时代都分到了点好处，这些人跑路的太多了。是因为它底层的官员不稳定。
分析：中共意识形态危机洗脑更加精致
2021年12月，曾有网友披露，小米的MIUI13手机系统，内置了反诈APP，这是与国家相关部门合作的结果。对此，小米官微“辟谣”时，竟将“国家反诈中心”称为“国家监控中心”。
网络观察人士久居水在其《中共数字化极权简史》一书中指出，反电信诈骗功能，底层就是“国家反诈中心业务”数据接口。中共动用国家资源广泛“运动式”强制用户安装，可以获取安卓系统多达29项权限（以后随着监控升级，APP权限还可能获取更多），这里必定藏有猫腻，一定和国家级信息监控系统有关。
久居水认为，在强制安装受到阻力情况下，采取底层路线，开始在手机系统里做手脚，做捆绑式更新。这相当于把手机端监控功能更加具体、专业、高效化，它想让每一部手机都有“极权意志”的眼睛和耳朵。
值得注意的是，据兰州市安宁区政府官网5月11日消息，其下辖的银滩路街道乱庄社区，近日在各小区开展“反邪反诈法治宣传”活动，宣传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现场还有“抵制X教”等宣传标语。
专栏作家“今涛拍暗”认为，中共欺骗宣传将邪教与诈骗相提并论，挑起对法轮功的仇恨的同时，将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源归咎于“邪教”，从而转移民众视线，目的也是为中共邪恶的政治观念导致的违法案件洗刷罪名。
他表示，中共在暴力巩固政权中，其谎言手段超越人类底线。在人人已经离不开手机的时候，中共利用大数据，各种算法对民众监控无所不用其极。各种APP的运用不但占用了民众大量时间，且洗脑模式更加精致。这是中共意识形态危机后进一步收紧的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