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原因并非只有权力层面，而是中国在全球意识秩序上，直接挑战了欧洲的人文主义。（图片取自中共外交部）
中欧关系难以“去风险化”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4月中引发失言事件，造成欧洲社会普遍的不满，影响所及使得今年3月以来欧盟领导人的访中行程大打折扣，更使得中国意欲扮演俄乌战争的调停身份备受质疑。中国方面为挽回失言事件，五月以来高层频繁出访欧洲，从位居国家副主席高位的韩正、以及外交事务的主要领导者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外交部长长秦刚分别走访大半欧洲，尝试平息不满的火种。
中国以副主席韩正领衔，在短时间内以密集的扫街式行程访问欧洲，足见对卢沙野失言风暴的重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高层的行迹遍及荷兰、葡萄牙、奥地利和挪威，这些未曾于今年到访中国的国家。此次行程更重要的是英法德三个主要国家，韩正出席英国新王查尔斯的加冕和会见对中强硬的英国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外交部门则专对中国仍有异音的德国，以及事件发生的法国。
中国的现实权力思维未能与“后现代”对焦
然而，中国此行的目的仍是以传统的地缘政治诉求为考量，仍是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地缘政治诉求作出单向度的表述，未能审视欧洲的整体对大国政治的批判氛围，而这一切还是因为中国的“全方位战略伙伴”俄国所引起。中国高层单方面的消毒卢沙野风波，并重申中国在俄乌战争的中立主张，并无法根本性的回应欧洲真正的批判对象，即使欧洲走向“战略自主”，迫切的威胁也并非来自大西洋的彼岸。
由于中国采取传统地缘政治与经济的论述，对于欧洲国家的主体性自然未能回应欧盟关切“去风险化”的地缘解码（Geopolitical decode），秦刚面对德国外长贝尔柏克（Annalena Baerbock）展现的父权态度，正是后现代所批判者。
欧洲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的原因并非只有权力的层面，而是中国在全球意识之秩序对欧洲人文主义的挑战，中国未能理解欧洲的主体性不只是政治地图的主权意义，而是来自欧洲自二战后以来对启蒙运动反思的再实践。中国以“权力-知识”结构推动的主张，在欧洲的语境来看犹如中世纪的布道形式，这种运用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讲述的“正确的知识”，正好是“去风险化”所欲去除的风险。
若要理解欧洲“战略自主”的文本，需要从欧洲的现代性到后现代历程进行理解，体现在作为共同体的每一处，而不只是高级政治的结构。从地区的“原产地控制命名”（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olee）呈现的文化结构特殊性，或著是社会运动展现劳工权力，也会有序的自我回复应有的秩序。由于未能与主体相互沟通对话，中国的“一带一路”未能如愿由前现代的权力影响欧洲的底层，使得单向度的经济与社会渗透被欧洲视为风险的存在。
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压力限制中国的沟通途径
韩正与荷兰首相吕特（Mark Rutte）的会面主轴看似聚焦全球气候议题，实际的目的是为分化大西洋两岸的共识，由于荷兰具备半导体产业上游的关键地位，如何避免荷兰加入美国主导的脱钩行列，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生存的当务之急。
当前中国半导体产业正面临光刻机和关键性原材料的源头阻断危机，保守估计只有约一年左右的库存可供国内产能所需，光刻机的数量与世代落后的问题将限制制程的发展。韩正为此特别会见艾斯摩尔（ASML），以及全球性的半导体薄膜材料供应商阿克苏诺贝尔公司（AkzoNobel），并考察飞利浦总部。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领域，中国仍重视“一带一路”的功能性，以及在欧洲拓展空间领域的影响力，拜访荷兰就是为关注鹿特丹港，控管类似德国汉堡港的反弹风险。由于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ý）已于近期表态是否要退出“中国-中欧国家机制”，效应若从中欧扩大到西欧，将不只是目前的结构性“去风险化”。
中国派遣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与普京关系深厚，更坐实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中立”，实乃建构在中俄关系之上。（维基百科）
亲俄的“中立”坐实战略竞争对手的身份
中国被指称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主要原因是被动的造成欧洲危机，秦刚拜访德国时指出美国“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一方面却以“中立”回应俄国的侵略，并且与俄国保持战略伙伴关系，也难怪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表示，在俄乌战争若中国选择“中立”，即代表与俄罗斯同一阵线。
中国派遣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与普京关系深厚，更坐实中国的“中立”实乃建构在中俄关系之上，更透露出中国并不在乎理解欧洲人所需要的和平。另一方面，中国至今从未提出要求俄国撤出占领的土地，更呼应当初卢沙野对东欧国家领土和主权的不友善论述。
由于中国是以传统地缘政治观点理解欧洲，反而以竞争者的姿态去回应欧洲“去风险化”，甚至是以“权力-知识”的结构被动地陷入被批判的对象，派遣的亲俄特使更未与欧洲有相同的语境。即使有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不远的前例，但是中国想要在后现代地区展现前现代式的斡旋，恐怕是错误理解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