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时的胡适。图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一百年来,中国公认最重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然是胡适。胡适是西方义意的“社会民主派”(Social Democrat)在中国的先驱,不但参与五四运动、推动白话文,而且在抗战时期,跻身外交行列。
最后当蒋介石退守台湾后,胡适又身为国师、一半为中国统治意义的谏臣,却又为戒严时期的台湾异见分子请命。
胡适一生的事业,可以分为以上的三个阶段。
胡适是美国人为中国培养的一名文化使者,或称为文化买办。1959年,胡适在台湾,将他毕生的信仰,在“容忍与自由”的一篇文章里清楚剖白:
"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这番话,以胡适自己的白话文标准,说得很啰唆,但显示了这位思想家晚年的失望与最后苦口婆心的努力。
当时台湾的异见人士,不但来自台湾本土,还有追随蒋介石来台的一位出版人雷震,他出版“自由中国”,呼吁开放党禁,让台湾成立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本位的自由党,类似19世纪的英国。
胡适的自由思想来自美国;而美国厌倦了蒋介石,也想在台湾扶植第三势力;军事方面,美国看中了孙立人,而胡适和雷震的诉求,也符合美国利益。
但是蒋介石另有打算:在领袖和政治的层面,他知道共产党已经占据大陆,30年代,共产党以自由民主的政治宣传赢得民心,挑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当共产党尚未得权,自由民主是用来攻击强势政党的武器;一旦掌权,就会扑灭自由民主。
这一点胡适不是不知道,但既然追随蒋介石来到台湾,他希望在台湾岛建成自由民主的基地,而不只是中华文化的所谓复兴基地。这一点,蒋介石的看法与胡适完全不同。
蒋介石认为胡适糊涂,不知道在台湾经营此一最后堡垒的难处。蒋介石认为:正是在2、30年代,上海和北平的知识分子拥有言论自由,才会被共产党有机可乘。退此一步,即无死锁,对于蒋介石而言,“自由”是共产党和台独思想滋长的空间。
蒋介石也不知道怎么办,但两害相权,也只有镇压。
于是胡适眼见他毕生的信仰,没有在中国人的土地实现的希望,1962年心脏病发逝世。胡适的悲剧,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探索出路的重大挫折,也是中国人的悲剧。胡适之后,再无此等讨论空间,更没有这样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