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时的胡适。图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一百年来，中国公认最重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然是胡适。胡适是西方义意的“社会民主派”（Social Democrat）在中国的先驱，不但参与五四运动、推动白话文，而且在抗战时期，跻身外交行列。
最后当蒋介石退守台湾后，胡适又身为国师、一半为中国统治意义的谏臣，却又为戒严时期的台湾异见分子请命。
胡适一生的事业，可以分为以上的三个阶段。
胡适是美国人为中国培养的一名文化使者，或称为文化买办。1959年，胡适在台湾，将他毕生的信仰，在“容忍与自由”的一篇文章里清楚剖白：
"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这番话，以胡适自己的白话文标准，说得很啰唆，但显示了这位思想家晚年的失望与最后苦口婆心的努力。
当时台湾的异见人士，不但来自台湾本土，还有追随蒋介石来台的一位出版人雷震，他出版“自由中国”，呼吁开放党禁，让台湾成立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本位的自由党，类似19世纪的英国。
胡适的自由思想来自美国；而美国厌倦了蒋介石，也想在台湾扶植第三势力；军事方面，美国看中了孙立人，而胡适和雷震的诉求，也符合美国利益。
但是蒋介石另有打算：在领袖和政治的层面，他知道共产党已经占据大陆，30年代，共产党以自由民主的政治宣传赢得民心，挑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当共产党尚未得权，自由民主是用来攻击强势政党的武器；一旦掌权，就会扑灭自由民主。
这一点胡适不是不知道，但既然追随蒋介石来到台湾，他希望在台湾岛建成自由民主的基地，而不只是中华文化的所谓复兴基地。这一点，蒋介石的看法与胡适完全不同。
蒋介石认为胡适糊涂，不知道在台湾经营此一最后堡垒的难处。蒋介石认为：正是在2、30年代，上海和北平的知识分子拥有言论自由，才会被共产党有机可乘。退此一步，即无死锁，对于蒋介石而言，“自由”是共产党和台独思想滋长的空间。
蒋介石也不知道怎么办，但两害相权，也只有镇压。
于是胡适眼见他毕生的信仰，没有在中国人的土地实现的希望，1962年心脏病发逝世。胡适的悲剧，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探索出路的重大挫折，也是中国人的悲剧。胡适之后，再无此等讨论空间，更没有这样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