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这样的名字，一般人已经有点陌生了。但只要说到南开，在中国，怕是没有几个人不知道的。而这所著名大学的创办者，就是张伯苓。
有个读者在网上感言说：“中国大学最好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甚至是抗战时期。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张伯苓时期的南开、竺可桢时期的浙大、流离失所的西南联大都是最好的大学，是有精神的大学。而不像现在中国之大学，名利场而已，官场而已，知识分子集体沉默而已。”
以上列举的大学，基本都是公立大学，唯有南开是张伯苓先生创办的私立大学。一所私立学校能做成如此成就，是非常了不得的。
张伯苓是军人出身，早年入学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后失望于清廷海军现状，毅然退役，前往日本考察，目睹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蓬勃景象，有感于日本对于教育的重视及其办学规模的宏大和教育方法的先进，豁然开朗，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从此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不停地创办南开系列学校。
从南开中学到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乃至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一所接着一所，最终聚合成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
初办教育时，部分经费要靠募捐。张伯苓为了维持南开学校，成了有名的“化缘和尚”。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回应学生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曾经，大力提倡洋务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来校视察，殊感满意，一高兴即捐银5000两以助教育。但更多的捐款，要靠四处奔走，八方求援。
虽然融资并不容易，但购买教学仪器、添置设备，张伯苓从不吝啬。民国初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Dr.Eliot）到南开参观，见中学而有相当完善之设施，深为赞叹，说：即使美国的中学，能有像南开这样的实验仪器者，也不多见。
在南开，除了引进西式教育，严格管理也是她的一大特色。南开中学有不少富二代、官二代。富家子弟吸纸烟在当时颇为流行。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要检查手指的熏黄程度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校长：“您不许我们抽烟，您为什么抽烟？”张伯苓一时语塞，沉默了一会儿，当场表态说：“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全场学生热烈鼓掌。张伯苓回家后，将家中购买的香烟、吕宋烟统统销毁，从此终生再不碰烟。
与国立大学不一样，私立大学必须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点，才能招来学生。1928年，张伯苓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土货化”方针，力图使大学从象牙塔走出来，并由此发展为南开大学赖以成名的实业兴学路线。当时开设了不少实用课程：讲演术、办公室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等，与当时的实业紧密结合。“化工是当时天津重要的工业支柱，30年代初南开大学就成立了应用化学系，研究成果无偿地提供给这些厂家，远在云南的厂家都来南开求助。张伯苓是最早探索大学教育本土化的人。”
1927年，何廉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始对华北地区的经济活动进行统计。他发布的“南开指数”，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对外汇率指数”，享誉海内外。“旧中国没有统计局，经济信息来源在哪？就是南开的物价指数。外国人研究中国近代的经济，都要从南开拿资料。”梁吉生说。
凭借这种实业兴学的路线，20年代后期，南开大学声名鹊起。梁吉生说：“抗战前，南开以管理严格和有出路著称，旧中国大学毕业就是失业，虽然那时大学生很少，但需求量也很少，南开从来没有失业一说，有些学生没有毕业就被人订货了。”
张伯苓一生中被叫得最多的称谓是“张校长”，他是五所南开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的校长。
南开中学时期，张校长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他还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周恩来回忆说：“我小时候，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熬鱼吃。”周在南开求学时家境不富裕，常在校外小摊吃一碗白水煮豆腐充饥。张伯苓得知后，免除了他的学费。后来周恩来领导五四运动被捕，出狱后张伯苓用奖学金资助他赴欧留学。
私立学校，一切经费需要自筹，但原则仍是要坚持的。有一次甘肃禁烟总局王某人的儿子要入读南开，以貂皮、鹿角作为见面礼物。张伯苓只让他参加考试，并退回礼物说：“既承厚意，理应敬谨拜受。不过收受后再将令郎考取，虽无清弊，在他学生闻知，恐即不免猜疑，实属多有不便。”在招生面前，人人平等，后门是不开的。有些无法拒绝的人情，张伯苓就顺水推舟，以双倍学费收为“试读生”，试读一学期或一学年，不及格还得走人。
1934年，张伯苓致南京政府教育部《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申请补助书》中说：“高等教育，重质不重量。属校创立之始，即限定学生人数，15年来，无论经费困难若何，亦不肯以多招学生、多设大班为解决困难之方法。”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账目完全公开，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之。
这种光明磊落的襟怀，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便成为一种凝合剂。西南联大成立之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按教育部指令，由他们三人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这样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联而不合、貌合神离的状态。然而西南联大却避免了这种局面，三校相处融洽，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至今无可超越的奇迹。
这其中张伯苓的作用，不可低估。三人中，以资历论，张伯苓最年长，梅贻琦是他的学生。蒋梦麟与张伯苓私交甚好，被张伯苓聘为南开大学校董。以如此身份，联大校长理应由张伯苓来担任，但张伯苓一开始便没有主政之心，所以，西南联大一成立，他便常驻重庆，一方面精心经营重庆南开中学，另一方面也为联大发展争取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避免联大管理上的意见分歧。在张伯苓的带动下，蒋梦麟也基本上待在重庆，这样联大的管理就全权交给了梅贻琦，让他不受掣肘，可以自由行事。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彼此间的高度信任，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正如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写的那样：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但因为有张伯苓，有蒋梦麟，有梅贻琦，他们做到了。
曾经，梅贻琦赴美深造，1915年学成归来，应周寄梅校长的聘请，到清华学校物理系任教。半年后，他利用假期回天津看望老校长，表示对教书没有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伯苓听了以后有些生气，带着教训的口吻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没想到这短短几句话，不仅决定了梅贻琦一生的命运，也对清华的前途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944年，国民政府颁布嘉奖令，授予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以表彰他为中国教育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1948年，张伯苓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同时任南开大学名誉校长。不久，张伯苓以考试院院长身份退隐于重庆南开中学。
1949年11月，重庆岌岌可危，蒋介石第二次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催请张伯苓到美国。蒋介石还表示：“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等事，都由我给想办法！”张伯苓低头不语，其夫人在旁插话说：“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蒋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张伯苓刚刚收到周恩来的来信说“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最终相信了周恩来，留在了大陆。
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行前，张伯苓让教导主任登记造册，核查清算学校资产，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捐献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
最初，北京有关部门按周恩来指示妥善接待，安排张伯苓暂返北京居住。次子张锡羊希望父亲“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写个拥护新政权的表态文字，张伯苓没有同意，他做不到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所以需要多想一想。
张伯苓在北京停留了四个多月，因为担心过早返津，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直至9月15日，才返回天津定居，没有分文收入，全靠三个儿子赡养。回天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中南海西花厅为他饯行，周又嘱咐天津市长、南开校友黄敬妥为照应。
9月20日，他来到魂牵梦系的南开大学。在养鱼池旁驻足，与养鱼的老工友握手寒暄，距此两三米处的几名学生，明知是老校长返校，却视而不见，仍一边观鱼，一边说笑。这让原本想与他们打招呼的张伯苓甚感失落。
9月21日，他去南开女中，在主任办公室坐了六七分钟，与几个教职员聊了些家常。出来后正好下课，对面过来十五六个初二女生，竟笑嘻嘻地随口直呼其名：“张伯苓！张伯苓！”见此情景，75岁的老校长只能加快脚步匆匆而过。
10月17日，南开中学校庆，纪念创办46周年。16日晚，有一位老师来到大理道87号张家，找到张伯苓的第三子张锡祚谈话，要他劝阻老校长参加校庆。第二天早上，天飞细雨，张伯苓穿上雨衣要去南开中学。儿子说：外面正下着雨，路不好走，你就别去了。张伯苓一愣，儿子只好直说：学校来人了，不欢迎你去。张伯苓顿时一言不发，颓然而坐。
研究张伯苓数十年的梁吉生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说：南开是他建的，几乎是他的私人产业。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整个城市夹道欢迎呀，几千人聚集在天津东站，整个城市的钟都要为他鸣响。仅仅才三年的时间，地覆天翻，南开就不要他了，连校庆都阻止他参加，这对75岁的老人而言，几乎就是摧毁性的打击呀！
一个月后，他第一次中风。四个月后，他郁郁而终。
2020-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