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六八年我率先离家去了内蒙古插队，转过年一九六九年我的哥哥也去了山西插队。不久后我的父母也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家里只留下妹妹自己。
那时候妹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又要去学校学工，学农，学军，所以妹妹很能吃。每月二十七斤的定量维持不了妹妹自己的需要。她每天上午在学校搬砖，小脸上泥水一团，中午又累又饿的回到家里，捅开冰冷的炉子给自己烙两张饼吃，下午又匆匆的赶到学校干活。
而此时哥哥在山西插队根本就吃不饱，常常饿得头昏眼花，七零年那年哥哥趁农闲回了一趟北京，为了和哥哥见一面，我也在那一年从大草原回了北京。
那时候内蒙古牧区的粮食比较宽松，我带了六十斤内蒙粮票回来，可是到了北京才发现内蒙古粮票根本就用不出去，可妹妹的二十七斤粮根本就不够我们仨吃的。为了调好每日三餐，妹妹拿出所有的本事。由于父母去了“五.七”干校，日常的饮食起居都由年幼的妹妹自己料理，独立生活使妹妹学会了做饭，一张大饼，两角钱的肉陷儿，以及半棵大白菜，就会做出三盘香喷喷的炒饼来，些许葱花，几滴香油，也会冲出一大碗热汤，我们兄妹常常会吃的很满足。
然而，时间一长，就算妹妹再会精打细算，粮食也会出现缺口，常常捉襟见肘。哥哥知道自己没带粮食回来，所以一到晚饭时间便出去了。我和妹妹用半碗米熬上一锅粥尽量多掺上许多菜等着哥哥回来一起吃饭，可是哥哥回来说什么也不肯吃，总是说在同学家吃过了，而且吃的很饱。夜里睡觉时总是听到哥哥在不停的喝水，其实那天晚上哥哥什么都没吃，而是故意在吃饭时间离开，以便省下来让我和妹妹吃。
一天，妹妹在给妈妈写信时肩膀在不停的抖动，我走上前一看，妹妹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在信纸上，信上告诉妈妈说：“我们吃不饱……”，我拿起信纸便撕掉了。我告诉妹妹这事不能让妈妈知道，这样远在河南的妈妈会不放心的。可是妹妹每天都要去学校搬砖，营养上不去已经明显的消瘦了，我决心回内蒙不再给妹妹添麻烦，可是我们谁也舍不得分开，所以常常围在桌边一筹莫展。
那时候哥哥中学的一个好朋友常常上我们家来和我们一起度过几乎每天的傍晚，他在首钢工作，定量比较多，见我们兄妹三人有困难，便常给我们粮票接济我们，帮我们度过暂时的难关。
有一天，哥哥忽然想起那六十斤内蒙粮票，说总不能让它成废纸吧，咱们何不换成全国粮票以解燃眉之急呢？一句话提醒了我们，顿时茅塞顿开。然而怎么换，上哪去换呢？我们一起想到了北京站，因为我们家离北京站很近，就在南小街住，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记得那天晚上，哥哥骑着爸爸的破永久牌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的后面，到北京站去等开往包头或呼市的车，事情出乎意外的顺利，第一天下来就换到了七，八斤全国粮票。这真使我高兴极了，当列车开动的时候，哥哥向远去的列车深深地鞠了一躬。
记忆最强烈最深刻的是，曾经有一次距开车只有半个多小时了，为了赶上这趟车，哥哥骑车带着我飞也似的穿街过巷，向北京站驰去。由于车速太快，风从耳边飕飕的擦过。胡同又窄，拐弯的时候几乎都碰到了我的膝盖。哥哥一个劲告诉我扶好别掉下来，曙光就在前面，面包就会有的。哥哥在前面说得诙谐幽默，我在后面热泪奔流。
当自行车驶出胡同冲上长安街时，灯火辉煌北京站伴着洪亮钟声在夜幕中向我们招手。我们高兴地向着她伟岸的身躯奔去。
那天我们收入颇丰，一共换出了二十多斤粮票，到家的时候，妹妹早已进入了梦乡。我和哥哥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给父母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经过几天的努力，这六十多斤内蒙粮票全部换完了，这些粮票解救了我们兄妹三人的燃眉之急，让我们兄妹度过了那么多温馨而难忘的夜晚。我们常常围座家中的八仙桌旁，唱歌，写信，说笑，想念着我们亲爱的父亲母亲，说着我们各自插队的趣事。
然而，团聚的日子过得太快，眨眼间我该回草原了，在火车即将启动的那一刻，我紧紧的抓住哥哥的手，一任泪水在脸上纵横，汇成一股汹涌的波涛在我的心底默默的奔流。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父亲母亲已离我们远去，但每当我想起那时的岁月，心中总会激动不已。
2003-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