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二加一
对金恒炜稍有认识的读者，可能觉得《面对独裁》这本书能顺利完成反映了两个奇迹。其一，他抱病，伴随两种癌症。按理应该放松修养，但却反其道而行，奋笔疾书，将近六百页。其二，他一向被定位为政论家，以“探针”专栏评论时事，广受瞩目。如今居然写就一本历史著作，而且深获学界肯定。
关于第一个奇迹，金夫人张文翊已经主笔一本传记性的书籍，听说即将出版，疑惑自然可以揭晓。（金按，文翊《有情世界渡死劫》与拙著《是“史记”也是“死记”》合为一本，总题是《胰脏癌探戈》，已于二○二二年五月出版）至于第二个奇迹，当初阅读《面对独裁》之后，随手写下备忘录。
大约相隔只有一年的时间，有天恒炜说书快要卖完了。乍听之下，觉得又该添加另个奇迹。这本书里引文考证，包含思辨分析，必须费神研读，怎么可能畅销呢？
探针和探究
恒炜从年轻时代入行新闻事业，长期主编副刊。所以有机会在第一线观察现实政治以及社会百态，尤其深知新闻制造业的眉眉角角。其实在就业之前，他出身自大学历史系科班，曾经接受史学方法的训练，而且耳濡目染，懂得运用历史思维。
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484B.C.-425B.C.）因为撰写《历史》（History），享有“历史之父”的美名。“历史”这个名词在古希腊文的本意就是“探究”（inquiry）。可见，探究等于历史，历史就是探究。恒炜在受史学专业洗礼后，从事新闻行业，由编辑转而撰写类似“探针”短文，或者在萤幕上针砭时事。知识分子如果既探究又探针，这两种技艺是否彼此抵牾？还是相得益彰？按理没有绝对答案，但完全凭个人本事以及心术涵养。
《面对独裁》以一九五○年代台湾三大政治议题所引发的三次论诤为个案，分别检验胡适和殷海光怎么面对当局独裁者。就本书的内容属性而言，并非“探针”式的政论扩大版。同时就写作方法而言，也不是单纯地以横切面、偏重静态式的对比，拿着“容忍VS.自由”两端对立的天秤，衡量胡适和殷海光孰重孰轻。这本书结合作者长期在新闻媒体工作累积的经验以及历史探究的思维能力，因此能以动态式的取向，进行“比较异同和机势”的工作。在结论里说：“殷海光由早年的保守、右派走向自由主义；胡适则由激进分子而走向保守…胡适的晚年，其实是很悲凉的…。”（页553）这句话其实就是这本书研究所得的结晶，也是对胡适及殷海光的“论赞”。
也许有人坚持治史本应据实记载，千万不可从事道德价值判断。这是个好问题，值得在方法论上长篇大论。不过如果避开纯理论的辩解，不妨先联想几个实例。
远者如司马迁的《史记》，在多篇列传中写的也是当时的文士，怎么面对“今上”独裁者。近者如美国史家小史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1917-2007）在肯尼迪总统期间担任特别助理，前后多方参与现实政治。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之后，史勒辛格著有《帝王般的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内容对尼克森总统不乏春秋笔削。
可见治史与道德价值判断之间的纠葛问题，不在于理论上“可以或不可以”，而是在实际书写的成果“得体或不得体”。回复恒炜《面对独裁》的第二个奇迹，也许掌握这个关键可以迎刃而解。
大卫像和沉思者
西方雕塑史上有两件知名的杰作。一是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的“大卫像”，另一是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的“沉思者”。前者的典故出自《圣经》〈旧约〉，描述大卫（又译“达味”）如何眼神专注，起式转身，准备以小博大，迎战巨人的那一刻。后者的灵感源起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神曲》（Divine Comedy）地狱篇。单纯就表现的主题来说，大卫打击的对手就在眼前，名叫哥利亚（又译“哥肋雅”），任何观众不必再追问，只要关注米开朗基罗怎样攫住大卫智勇双全的神韵就是。然而，沉思者正在琢磨什么？罗丹没有留下具体答案，观众只能自己填空。不过，沉思者全身肌肉紧绷，右手托著脑袋，看来苦恼的不该为了芝麻小事，而是有个“大哉问”吧！
学术作品往往和艺术作品一样，作者殚精竭虑，心中要不是有个“大卫像”，就是有个“沉思者”，否则缺乏创意，不得成就创作。所以阅读学术作品和赏析艺术作品相似，最好能看出作者所要挑战的“巨人”是谁？苦思的“大哉问”又是什么？
一九二○至三○年代中国史学的“现代性”（modernity）正式形成，人才辈出，佳作胜收。尽管他们政治立场分歧，有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右翼、社会民主以及左派，但传统史学的典范备受挑战，“巨人”的形象摇摇欲坠。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历史书写不约而同，都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提问：“中国是谁？”“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及特质是什么？”
从一九四○到五○年代，中国又逢剧变，海峡两岸对峙。两个政权分别紧紧抓住当年刚形成不久的史学典范之一，并且刻意庸俗化（vulgarized），成为意识形态。结果一左一右，两个极端，以至于历史书写难得有“大卫像”和“沉思者”。
恒炜书写的《面对独裁》旁征博引，深入探究台湾近代史上三大政治案件。这些都属于历史研究的第一个层次，然而第二个层次更加幽深，关联研究者的历史思维。在《面对独裁》里，读者不难发现殷海光等几位知识分子如同“大卫”一般，随着形势一步一步调整身段，迎战政治“巨人”。不过，有些读者可能一时忽略，这些知识分子不乏也是“沉思者”，不断对原来的大哉问：“中国是谁？何去何从？”提出新的解答。恒炜特地凸显一九六○年这个转捩点。那一年，雷案大逮捕，加上《自由中国》停刊，促使殷海光再次调整方针，终于脚跟接触地气，把心志转向他所立足之处。恒炜表明本书之所以：“…聚焦于《自由中国》与〈自救宣言〉（按，即〈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简称）的香火相承，可说是台湾早期民主运动的双重奏。但与其说是‘自救宣言案’与‘雷案’的相起相伏，不如说是〈自救宣言〉与殷海光政治思想的起承转合，而其关键人物厥在谢聪敏。〈自救宣言〉的起草主笔人是谢聪敏。”（页321）
恒炜同意谢聪敏的理念来自多方，然而本书一方面强调殷海光的政治思想如同薪火相传递给谢聪敏，另方面又阐明在实践行动上，殷海光在一九六○年七月间已经觉悟应该“去地域之见”。殷海光说：“…只有抹除‘外省人’和‘本省人’这一条人为的界限，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才会成功。”（页357）很清楚地，这位外省知识分子“沉思者”的“大哉问”，已转变成“台湾是谁？”“台湾民主运动怎样才能成功？”
上述殷海光政治理念及历史思维的辨析见于《面对独裁》的中篇。殷海光的“大卫像”和“沉思者”在恒炜历史书写的笔端已经很明确。这一章的标题：“殷海光的遗泽（legacy）”，内容叙述殷海光对谢聪敏等人的影响。然而，幽深之处在本章的结语中，说：“从殷海光到谢聪敏，从‘雷案’到‘自救宣言案’／‘彭明敏案’，隐然看到民主运动不绝如缕的薪火相传，正像庄子所说‘爝火不息’。只是殷海光在‘自救宣言案’上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本文就历史的功绩簿上还殷海光应有的贡献，也算‘发潜智德的幽光’罢。”（页366）
这段引文看似恒炜一时倾吐为快，书写个人研究历史的心得。然而，我们不妨就这段话追问：恒炜书写台湾五○年到六○年代这段历史，难道只是“为历史而历史”，仅仅比较胡适和殷海光吗？恒炜是否也有自己的“大卫像”和“沉思者”？回答这个属于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我想本书的“大卫”并非胡适，而是殷海光；同时本书的“沉思者”也是殷海光。胡适以及至今仍然捧著胡适神主牌位的人们则成为本书中的“巨人”，至于政治巨人独裁者在本书只不过是背景配角人物而已。殷海光从一九六○年起开始有个崭新的“大哉问”，而且适时传给谢聪敏等人，从此一直遗泽后人。这条内在理路的线索，可以证明外省人殷海光和外省人金恒炜前后几十年来都在自问：“我是谁？”“台湾是谁？”“台湾民主运动何去何从？”
《面对独裁》为什么能够畅销再版？这个第三奇迹，莫非因为这本历史书写也能代理回答二十一世纪许多读者关心台湾的“大哉问”？
作者一九四七年生于台中清水（旧地名牛骂头）。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系暨研究所毕业。美国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SUNY at Buffalo）历史博士。
曾专任国立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东海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曾兼任国立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成功大学、台中教育大学、天主教辅仁大学。现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研究志趣包括史学理论、西洋史学史及历史意识、世界史、影视史学和大众史学，并以拓展“人人都有历史意识”为核心理想。深信历史教育也是社会实践，曾经参与高中历史课纲的制定以及撰写高中世界史教科书。
主要著作有《历史学的思维》、《近代欧洲史家及其史学思想》、《从汤恩比到霍布斯邦：英国左派史家的世纪》，及多篇论文。目前正着手撰写《史谱：历史意识的开展》。
书名：《面对独裁：胡适与殷海光的两种态度》
作者：金恒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