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共国危机与世界秩序危机的关系，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民族或国家在历史关头的生存策略，对政治文化有决定性的形塑作用。很多人都知道，中共国有改朝换代的传统，中共政权是在应对西方文明挑战、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利用这一传统的产物。习近平的所谓底线思维，不仅源于他个人的直接体验，也相当程度反映了整个现代中共国社会的集体体验。这种体验带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正在重演历史上中华文明治乱循环、自我毁灭的悲剧。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共国的政治文化陷阱。
治乱交替虽是普遍现象，但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实体，中共国文明确有其独特之处。自秦汉以后，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接受了“天下一统”是唯一正当的政治秩序这个观念。因此，无论是维系“大一统”，还是重建“大一统”，付出多大生命和国土代价，统治者和造反者都在所不惜。这个逻辑支配了两千年来中共国文明的权力交替，包括中共的建政过程。不过，中共国农业社会对大规模杀戮有极为强大的代偿能力，是“周期律”有效的一个必要条件。
34年前的六四之夜，坚守天安门广场的青年学子，面对邓小平派来的坦克，又一次见证了这个逻辑仍在支配中共国的权力博弈。今天，中共国终于“富强”，工业化与城市化已实现，人口下降也形成不可逆转之势，那个不惜代价维系大一统的逻辑却不仅没有被废弃，反而成为中共独裁者胁迫世界的逻辑。这又该如何解释呢？站在中共国文化的立场，习近平的解释是，“我（们）别无选择”，但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世界对中共国的依赖前所未有，中共国崩溃对世界的威胁也前所未有。习近平看到了利用国力胁迫世界的机会。习近平为什么不选择改革呢？因为他看的很清楚，改革对自己的风险之大，无异自杀，而他有最新的科技手段，压制革命，更有核武威慑西方的干预。
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习近平的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改革的能力。因此，真正困难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共国崛起之时，是他这样的人被放在如此重要的权位上，更难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误判和低估了习近平会带来的风险？为什么中共国和世界似乎都拿他没办法？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我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第一，中共强化了的政治大一统，总体对改革不利，即使改革者当权，也难以走出大一统的文化困境；第二，在国力强大、国际环境空前有利的条件下，习近平用“底线思维”，也就是用自杀式的胁迫来保权位，来威胁和胁迫世界，反映了这种政治文化已经走到尽头；第三，习近平给世界带来的真实威胁被世界所认识，给中共国走出大一统的政治文化陷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中共国很难自己走出这个陷阱，而且外部世界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来帮中共国走出这个陷阱；二战后，美国人曾经试图阻止中共国内战，但半途而废，这一次，事关自身存亡，美国不能不“帮人帮到底”。最后，中共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对中共国政治文化的陷阱有了相当深入的认知和切肤之痛。马云最近被记者问到个人面临什么挑战，他的回答是：“对话”。这正是中共国走出文化陷阱的关键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