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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与中共国的政治文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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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共国危机与世界秩序危机的关系,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民族或国家在历史关头的生存策略,对政治文化有决定性的形塑作用。很多人都知道,中共国有改朝换代的传统,中共政权是在应对西方文明挑战、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利用这一传统的产物。习近平的所谓底线思维,不仅源于他个人的直接体验,也相当程度反映了整个现代中共国社会的集体体验。这种体验带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正在重演历史上中华文明治乱循环、自我毁灭的悲剧。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共国的政治文化陷阱。

治乱交替虽是普遍现象,但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实体,中共国文明确有其独特之处。自秦汉以后,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接受了“天下一统”是唯一正当的政治秩序这个观念。因此,无论是维系“大一统”,还是重建“大一统”,付出多大生命和国土代价,统治者和造反者都在所不惜。这个逻辑支配了两千年来中共国文明的权力交替,包括中共的建政过程。不过,中共国农业社会对大规模杀戮有极为强大的代偿能力,是“周期律”有效的一个必要条件。

34年前的六四之夜,坚守天安门广场的青年学子,面对邓小平派来的坦克,又一次见证了这个逻辑仍在支配中共国的权力博弈。今天,中共国终于“富强”,工业化与城市化已实现,人口下降也形成不可逆转之势,那个不惜代价维系大一统的逻辑却不仅没有被废弃,反而成为中共独裁者胁迫世界的逻辑。这又该如何解释呢?站在中共国文化的立场,习近平的解释是,“我(们)别无选择”,但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世界对中共国的依赖前所未有,中共国崩溃对世界的威胁也前所未有。习近平看到了利用国力胁迫世界的机会。习近平为什么不选择改革呢?因为他看的很清楚,改革对自己的风险之大,无异自杀,而他有最新的科技手段,压制革命,更有核武威慑西方的干预。

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习近平的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改革的能力。因此,真正困难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共国崛起之时,是他这样的人被放在如此重要的权位上,更难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误判和低估了习近平会带来的风险?为什么中共国和世界似乎都拿他没办法?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我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第一,中共强化了的政治大一统,总体对改革不利,即使改革者当权,也难以走出大一统的文化困境;第二,在国力强大、国际环境空前有利的条件下,习近平用“底线思维”,也就是用自杀式的胁迫来保权位,来威胁和胁迫世界,反映了这种政治文化已经走到尽头;第三,习近平给世界带来的真实威胁被世界所认识,给中共国走出大一统的政治文化陷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中共国很难自己走出这个陷阱,而且外部世界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来帮中共国走出这个陷阱;二战后,美国人曾经试图阻止中共国内战,但半途而废,这一次,事关自身存亡,美国不能不“帮人帮到底”。最后,中共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对中共国政治文化的陷阱有了相当深入的认知和切肤之痛。马云最近被记者问到个人面临什么挑战,他的回答是:“对话”。这正是中共国走出文化陷阱的关键之所在。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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