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探底,土地市场越发趋冷。图为大陆的一处楼市广告。
对于地方债务,中共当局曾推责称“谁家的孩子谁抱”。近日,广西政府发布公告拟与国营企业债务撇清关系,要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谁举债、谁负责”,地方政府不承担偿债责任。
广西发改委网站6月5日消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公告,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公告期为2023年6月5日至2023年6月16日。
《办法》明确,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外投融资严格控制资产负债率,不得脱离实际过度举债。举债融资时应主动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所举债务是企业债务,地方政府不承担偿债责任。
《办法》还规定,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融资建设的项目,无后续资金保障以及因决策失误难以继续实施的,应按照“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由国有企业自行负责清理处置,政府不承担偿还债务责任。
《办法》第五条称,对于政府债务率超过警戒线(300%)或者出现债务风险事件的地区,要合理控制政府投资强度,严格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100%〜120%,而上述《办法》将当地债务率警戒线设定为300%。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对《第一财经》分析,广西将地方政府债务率警戒线设定为300%,可能这个债务率中的债务余额包括了隐性债务,属于地方政府广义债务率。
中共财政部预算司于今年1月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35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共国家开发银行近期统计,截至2022年末,中国城投债务余额约13.8万亿元人民币,年增10.5%。
不过,据彭博社近日报导,美资投行高盛估计,中国债务总额约为23万亿美元(约合164万亿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省市设立的数千家融资公司的隐性借款。
昆明城投债传出“爆雷”当局急辟谣
对于地方债务,中共当局曾多次表态中央财政不救地方。今年1月,中共财政部部长刘昆喊话,“下一步,将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财政部发布的一份公函也强调,对于地方债务,执行“中央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
作为债务率较高的西南省会城市,云南昆明的城投债问题一直备受市场关注。近日,昆明市国资委旗下的两家城投公司传出“爆雷”,引发市场震荡。
5月22日,海通证券、民生证券两家券商均就昆明城投兑付问题召开了电话会,邀请了昆明当地的银行人士作为专家解读,次日上午,两场会议纪要流出。
上述两场会议的核心都聚焦于昆明土投与昆明滇投近日如何凑钱兑付债券,以及当前昆明城投债务压力。
其中,“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提到,昆明市未来半年将有200亿元(人民币,下同)债务到期,城投公司无力支付,市里财政不足,省里也表态不会救助,几个城投公司董事长已动身到上海“要钱”。而求助上海不是“资产交换”,因为昆明已“没有资产给了”。
上述会议纪要详述了云南省财政如何紧张,云南省和昆明市官方如何与上交所“沟通”掩盖债务危机;地方银行如何无力支持城投债,等等。
此外,会议纪要还提到,“除了如社保基金、医疗基金和公积金等”财政已经没有钱;“已经到可能动用专项债和社保基金的情况”;“去年市级公务员2〜3个月没有发工资不得已拍卖拿了10亿”。
昆明土地收入断崖下跌
5月24日上午,昆明市国资委在公众号发布声明称,有关“昆明银行口专家路演要点”和《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是“不实信息传播”。
不过,一位云南当地人士表示,昆明滇投可算是昆明城投当前债务压力的一个缩影,之前好多年昆明财政主要靠房地产,这两年房地产不行了,土地收入断崖下跌,投融资平台再融资接续也难,只能靠政府东奔西走来解决。
据财新网报导,疫情三年来,昆明地方财力受严重冲击,尤其是土地市场遇冷导致卖地收入断崖式下降,削弱政府偿债能力。
2022年昆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23.58亿元,相比2021年的418亿元同比下降70%,较疫情前2019年的915.7亿元下降86.5%。
疫情以来,昆明市财政状况恶化明显。近三年来昆明市卖地收入持续大幅下滑,削弱了该市的偿债能力,同时面临债务压力持续加大。在显性债务之外,与城投债务密切相关的地方隐性债务防风险挑战更大。而云南全省债务风险在疫情后也明显上升。
据中共财政部门5月18日的数据显示,2023年前4月全国卖地收入同比下降21.7%,这被媒体称为史诗级断崖式下跌。
在中共财政收入逐年下滑的同时,当局曾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勒紧腰带”,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并称这是长期坚持的方针政策。近期,中国多地开始大规模清理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