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戚本禹晚年写过一本回忆录,谈到他在中办秘书室的工作,提到两件事,是颇有点得意的。一件事是参与《毛选》的编辑、校对,负责标点符号的把关,被大家认可,都叫他“戚标点”。
他的另一项工作,是为毛伟人收集信息,他编辑摘录的资料,毛看得最多,画圈最多,以至于中办领导特意对有大学学历的人说:“你们要向戚本禹学习,他送上去的报告总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们的东西总给退了回来,这多浪费啊”。
回忆录发表后,当年同戚本禹共过事的中办秘书,都说他编造谎言,添枝加叶,自我吹嘘。为此还专门组织了座谈会,加以驳斥。
但有一条不能不承认,戚本禹比其他秘书,更善于揣摩上意,投上所好。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从长时间不讲变成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政治嗅觉灵敏的戚本禹,从伟人阅读的书目中发现毛在看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其中就包含《李秀成自述》。戚本禹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写作方向,于是也找来相关文章深入研读。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戚本禹决定从李秀成的自述入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写一篇震动史学界的翻案文章。写作时,戚本禹刻意模仿毛的文风,在遣词用句上,下足了功夫。文章写成后,在1963年元旦前寄给了《历史研究》编辑部,并在稿子前面附了一封信,说明写作动机,是在看了有关太平天国的话剧后,认为对李秀成被捕后的描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写了此文。认为李秀成被捕后所写的自述,是一篇投降书,是他投降变节的有力证据。
编辑丁守和看到来稿后,觉得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从寄稿的信封上看,作者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丁守和将自己的编辑处理意见上报了主编黎澍,黎澍表示同意,并提醒说戚本禹既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排印后可送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也送罗尔纲一份,听听他的意见。为此,丁守和曾打电话给田家英,问他对戚文的意见,田家英回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还说戚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所以稿子一直拖到第4期,才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发表出来。同期发表的文章,还有罗尔纲写的《关于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
戚文发表后,反应不一。不久,中宣部有领导表态说,对农民革命的英雄人物不要轻易否定,并要近代史所开个会澄清一下。
这位中宣部的领导就是副部长周扬。周扬主持召开了学部、近代史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的会议,专门讨论戚本禹写的评价李秀成的文章。周扬认为戚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说: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对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的要求。即使是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糟蹋了这个人物,第一学术上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
周扬在会上提出了两个补救办法:由中宣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然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
考虑到刘大年文章的写出、发表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可以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
其实,不单是周扬,史学界的许多著名学者,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也都对戚本禹的文章持批判态度。
在随后召开的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上,翦伯赞对此作了系统发言。
翦伯赞认为:“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在国内外的名声都很大,作为历史上的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评价应当慎重,应当看主流,看大节。是‘伪降’?‘真降’?还是‘争取曾国藩共同反抗外国侵略’?都不要轻易做结论。”他特别反感戚文盛气凌人的态度,他说:“共产党员应当虚心,应当学会平等待人,不要因为自己学了几句马列主义就盛气凌人!”
而此时,戚本禹正在闭塞的冀东农村做调查,对北京的讨论一无所知。等到他回到北京后,才知道自己的文章不被认可,这使戚本禹非常紧张,惶惶不可终日,只好认栽,准备写一篇检讨文章收回自己的看法。
检讨文章尚未发出,形势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有人找到戚本禹,口头传达了上面对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传达者还说: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戚的文章正好针对了这个现象,为党立了一功。
这让戚本禹一扫萎靡之状,立刻精神抖擞,又写出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明确提出了叛徒问题,在史学界产生了更大震动。戚本禹也随即摇身一变成为学界明星,受到了上面的重视。
此前,戚本禹的职务是中办信访科科长,现在一看,显然有点屈才。于是将他纳入住在钓鱼台写“九评”的理论班子,同时,《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也揣摩上意,将戚本禹调到《红旗》杂志担任历史组组长。可别小看了这个组长,它比许多大报的总编还大。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戚本禹的地位急剧上升,取代田家英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同时成为文革小组成员之一,排名在姚文元之前,一下子成了中央首长。这一年他35岁。
因为升迁太快,戚本禹不免得志猖狂,以为可以呼风唤雨,于是恶性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那段时间,戚本禹说话口气非常大,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许多初出茅庐的小年轻都把他看成统帅,喊他“戚大帅”。
非但如此,就连老资格的理论家陈伯达,也让他三分。殊不知,这正好替自己埋下祸根。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陈伯达对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讲话时,开场白就说:“我的上级是戚本禹同志,再上级是汪东兴同志,我这个老百姓是归司令官管的,他今天叫我来跟你们这些人民的勤务员见见面,所有的问题请戚本禹同志回答,我就请这个司令官上任”。
“戚大帅”也毫不客气,随即发表了长篇讲话。开场的口气就很大:刚才听了很多情况,我负责把这些情况回去向小组反映。还有你们对接待站工作上的意见,这些问题,接待站的领导同志、汪东兴同志都在,他们会负责解决的。
这人一旦利令智昏,便不知分寸,戚本禹居然把汪东兴都当成下级,安排起他的工作来了。
据阎长贵说:运动初期,中办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也分成对立的两派。戚支持一派,汪支持一派。戚派甚至写出过《汪东兴的屁股摸不得吗?》这样的大字报。
当时的“戚大帅”可谓威风凛凛。但他其实也弱智,竟然没想过这是在找死。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的王、关、戚是坏人,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他对杨成武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不过,当时并没有抓戚,还想争取他一下。因而,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王力、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宾馆审查后,原来找他们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戚本禹了。对此陈毅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
半年后,《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群起攻击戚本禹,不久,同王、关一样,戚本禹也被宣布“请假检讨”,但处罚重于王、关二人,直接送进了秦城监狱。
到一九八〇年“两案审判”时,王、关被开除党籍,但免予刑诉,随即释放。而戚本禹不但被开除党籍,还被判处了18年有期徒刑,就因为他跳得最凶,整人最凶。
2023-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