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先生仙逝了，遗言交代，不取回骨灰，且作肥料，也不让亲友举行任何追悼活动，这贯彻了他悠然来去的一生：挥手自兹去，人间欲忘言。
我与永玉先生有过一些很有限的交往，彼此年龄有点差距，社会活动的圈子不同，因此没有机会成为他亲近的朋友，但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我崇敬的当代艺术家。
未识永玉先生前，我就拜读他不少散文，每每倾倒于他那种佻脱别致的风格。他不自诩为作家，也不追逐文名，这使他的文章完全摆脱五四以来中国散文的路数，笔随心转触类旁通，看到什么写什么，下笔不落俗套。凭着敏锐刁钻的观察和活灵活现的描绘本事，他写人写事，都有一种鲜活的人间情味，那是很多知名作家都做不到的。
有一次读到他描绘老朋友黄苗子夫人郁风女士的文字，短短一百来字，如游龙蜿延，出神入化，写活了郁风的性格和作派，真是能人所不能，当堂正襟危坐起来，觉得这一枝笔真是如有神助。正因这样，当天地图书出版“当代散文典藏”时，我就向刘教授推荐永玉先生。初时刘教授有点犹豫，但他看过文章后，也衷心赞赏不已。
有一晚永玉先生约刘教授和我到他半山家里，我们大概谈了一些出版合同和编辑工作上的配合，初次见面都有点生份，刘教授和我都不善言谈，印象中也就公事公办了。
稿子交来，书也顺利出版了，当时永玉先生的文名还不如他的画名那么显赫，大陆那么多散文大家，我们竟然只选中永玉先生，现在想来，也不得不感叹人生因缘的奇妙。
书出版后，销路不算理想，这也是预料中事，我们一直没有再见面，慢慢也就相忘于江湖。直至有一年，他在香港开画展，我约了古剑和舒非一起去捧场，现场衣香鬓影，永玉先生静静站在入门处迎接来宾，我们和他拍了照片，寒喧几句，就去看画了。
多年后，公司几个同事到北京参加书展，利用书展空档，我们到京郊万荷堂永玉先生的家里去拜访。那天他带我们参观他的大屋和庭园，中午叫了北京烤鸭外卖，随便闲聊，只记得他那一副悠闲放逸的神态，令人觉得做人做到这个境界，可以无憾了。
我退休后，有一次中华书局送了一本永玉先生的散文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书印得很漂亮，很多他的素描作品作插图，写的又是他在意大利居住和创作的生活，因此一读就放不下。读完后觉得有一些心得，就以“风生水起的文字精灵”为题，写了一篇读后感。
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就离开香港了。一九年初，突然有永玉先生家人联络我，说有一封信要转给我。再后来，信收到了，拆开一看当场呆住：信封里不但有永玉先生的亲笔信，还有他的一幅赠画。
信上说，得知我是泉州人，他青少年时代是得到泉州老友之谊成长的，说很多泉州大街和小角落都叫得出名字，可惜前几年回去一次，除开元市内部偶有面熟处之外，“多显出凄凉的面生”。
他交代我如有去北京，“盼能得到通知，以便畅谈”，又说他也有回港小住的设想，望能成真。
那幅国画画的是一个四方游士，粗服乱发，胡须贲张，衣褶纷飞，手上提着一壸酒，醉态可掬的样子，题曰：“除却供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
这一份天外飞来的礼物令我不知如何是好，一则无功不受禄，二则我与他的交情，也还不到这个份上。想来想去，大概和我那篇读后感有点关系，但其间轻重，也真是无法衡量。
我郑重写了信去道谢。因为生性懒散，也因为对身外物的怠慢，我平生没有收藏的习惯，那幅画与信都只能留作永久的纪念，而永玉先生和我的北京与香港见面之约，也终究化作一缕清风。
永玉先生的画作一向也是我所喜爱，他的画永远别出机杼，有一点中国民间艺术的来历，又有西洋画的构图与素描功底，富于中国传统智慧，又不缺现代意识，有时带一点社会底层的“抵死”，有时又富于士大夫的精神高标，有时玩世，有时厌世，有时嘲讽，有时自嘲。
我印象中，永玉先生很少画传统中国的山水画，那种被中国历代画家画滥了的云山浩渺空洞无物的大泼彩，他好像不太热衷。他画小风景，画小物件小动物小人物，他似乎也没有画过伟大领袖工农民之类的革命宣传画，他就是衷情于自己那个美丽小世界，在那里徜徉了一生。
永玉先生自小闯荡江湖，历尽沧桑，他到老一直保持着一种俯瞰人间的姿态。他善于将苦难转化为调笑，为生活的酸涩赋予美感，虽然见惯政治的黑暗和世俗的不堪，但仍然保持一种洒脱周旋的本领，这使他比别人活得更好，活得更长久。
永玉先生只接受很少的正规教育，他的成就全来自自学，这树立了一个典范，即一个人只要不荒废自己的天赋，好学不倦，博采众长，用全部心力去做一件事，他最终也能实现自我，不负一生。
有的人奢望留名千古，有的人卖力建功立业以享子孙，像永玉先生那样，一生兢兢业业，追求自己的美感世界，不慕名而得名，不求利而得利，那才是世间高人，他将永远活在自己创造的美妙的艺文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