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著名国学大师胡适，毕生推崇自由思想，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他还对共产党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因为他在学术和政治上巨大的影响力，因为他在中共占据大陆后选择了离开，毛和中共在求而不得后，对胡适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其目的是杀一儆百，即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接受中共的一套东西，接受中共的洗脑。
可叹的是，对自由、民主、共产党有着清晰认知的胡适，却没能影响自己的次子和侄子，他们在误入歧途信了中共后，最终都选择“自杀”结束了生命。
侄子胡思猷离奇失踪
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记载，胡适在1950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香港胡正中十一月五日来信说我的侄儿思猷“失踪”的事。他说：程刚从上海来信，说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萱，但庆萱没有看见这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
胡思猷在芜湖共党会议中究竟说了什么，是否与他的失踪或者“自杀”有关，因为没有相关史料，我们不得而知，但疑点是：如果是自杀，为何遗书不给其妻子看？如果是自杀，为何尸首始终不见？谁是目击者？在哪里自杀的？芜湖市公安局是如何得出“自杀”的结论呢？
另据大陆出版的石原皋撰写的《闲话胡适》一书中提到，胡思猷是因为“意志消沉”而投江自尽的，他为何要“意志消沉”呢？石原皋与胡家祖籍都是安徽绩溪，他与胡适夫人江冬秀沾亲带故，因此在北平学习和工作期间，是胡适家的常客，也时常住在胡家，因此了解胡家的很多事情。
胡思猷是胡适二哥胡绍之的小儿子，生于1912年，他上边的两个哥哥一个病死，一个自杀。他自幼丧母，后跟随父亲回老家读书。小学毕业后，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所需一切费用都由胡适承担。寒暑假时，他就来到北平，住在胡适家里。
在南开中学时，胡思猷思想左倾，并加入了中共，自然对推崇自由主义思想的叔叔很不满。据左倾作家端木蕻良在《我在南开的生活》一文中的回忆，南开期间，胡思猷、端木蕻良、徐高阮、曹士瑛、韩宝善等人，先是组成“青年文艺联谊会”，随后又改名为“新人社”，自费出版过《人间》、《新人》文艺刊物，都在宣扬马列那一套。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的胡适私人档案中，保留有两封胡思猷致胡适的书信。第一封信写于1927年12月14日。那时，胡思猷大概进南开读书没多久，年龄也比较小，对胡适还算尊重。（参见“胡适档案”，档案号为：0701-001）不过，此后没多久，左倾的胡思猷对胡适的态度就有了变化。
作为长辈，胡适对胡思猷的所为并不认同，曾写信对他进行规劝，希望他深思、反省。而胡思猷回信，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没有把胡适的话当回事。
据《闲话胡适》一书中说，胡思猷经常化名写小品文，刊登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攻击胡适。石原皋后来有一天通过文章中的“细”字，推断是胡思猷所写，因为在他们老家，“细”字是土话，是上辈对晚辈的称呼。他于是找机会问了胡思猷，胡思猷承认了，并告诉他自己已经加入中共。人伦纲常不顾、照顾自己的恩情不顾的胡思猷，显然中马列毒害不浅。
后来，京津中共地下组织被国民政府破获，南开的中共组织成员也遭到逮捕，胡思猷亦在其中。听闻消息后，胡适马上赶到天津，设法将他保释出来，但要求他不要再参加中共组织活动，如若再参加，便不再提供生活教育费用等。这表明胡适重视亲情，并在尽力挽救自己误入歧途的侄子。
在胡适的压力下，胡思猷同意了，离开了南开中学，转到北平某私立中学就读，改名为“胡评”，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其上大学的费用由胡适和其舅舅曹诚克共同负担。胡适对这个侄子可以说是仁至义尽。
胡思猷读大学期间，学业平庸，成绩不佳，也没有什么出色之处，但他大学毕业后，却想依靠叔叔在大学谋取教职。胡适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势、声望为亲戚朋友谋利益，即便是自己的侄子。胡适问思猷有何著作、研究，答曰“没有”。胡思猷还牢骚满腹道：“大学刚毕业的人哪里有专门研究？”胡适听罢，直言不讳说：“既然你什么都没有，那我就不能为你找事。我总不能对人家说，他是我侄子，你们必须给他安插一个位置吧。”
没多久，抗战爆发，胡思猷和妻子李庆萱回到老家，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此时他染上了肺病，农村没有西药，有人就劝他吸食鸦片止痛，结果他因此上瘾，而生计则靠在中学教书的妻子维持。
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思猷夫妇回到上海，思猷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做事，但同时秘密替中共地下党工作。李庆萱顶着胡适侄媳的身份，护送一些亲共人员到皖南新四军游击区。胡思猷则做辅助工作。1948年，早已加入中共的石原皋被捕后，胡思猷帮忙营救。
中共1949年建政后，胡思猷任芜湖市北京路小学校长。可不到一年，就选择了自杀，真的是如石原皋所说是因为“体弱多病，不被允许吸食鸦片”而选择“自杀”的吗？恐怕未必。同样误入歧途的石原皋或许隐瞒了真相，那就是胡思猷对中共新政权的失望而让他看不见光亮，而石原皋此后亦并未逃脱中共铁拳的“问候”。
1957年中共掀起“反右”运动后，胡适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他无比沉痛地指出：“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胡适一针见血指出的中共的罪恶，不仅发生在他的侄子、亲友身上，亦发生在他的次子身上。
次子胡思杜批父后仍自杀
胡适有三个孩子，长子胡祖望、长女胡素斐，侄子胡思猷。女儿五岁的时候因病夭折了。对于1919年出生的长子胡祖望，胡适还是费心培养的，并希望他继承自己的衣钵。但胡望祖对哲学完全不感兴趣，而是希望学机械。胡适尊重了胡祖望的选择，让他进入了西南联大工学院学习机械专业。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出生于1921年。他年少时患过肺病，因此读小学时时读时辍。因为胡适没有太多时间管教儿子，他曾请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他的家庭教师。后来他重新入校读书，但并不属于聪颖那类的学生，而是喜欢交朋友和玩乐，不重视学习。
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胡祖望于1939年、胡思杜于1941年先后赴美读书，胡思杜选择修读历史。胡祖望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攻读，毕业后就留在了美国工作。先是在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担任工程师，后来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了驻华盛顿的“参事”，2005年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
而不爱学习的胡思杜据说用了8年时候都没能拿到大学毕业证。无奈之下，胡适只好让胡思杜回国。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邀请其到大学任教，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历史学家邓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对中共没有什么了解，但自认为没有做过对其有害的事情、不会被其怎样的胡思杜决意留下，而不是随父母南下。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虽然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给儿子留下了一些细软和金银首饰后离去。
1949年9月，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次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给在美国的母亲，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1951年，中共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控制，开展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胡思杜不知是违心还是发自内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并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
胡思杜的“叛逆”之举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消极影响，而胡适却不愿多谈此事，认为儿子是“被迫”而为。
在与父亲划清界限、向中共表明自己立场的“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将母亲留下的细软上交给中共，“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并表示要加入中共。
胡适在1950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曾记述来自一位朋友的消息：思杜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然而，大概迫于压力，这个女朋友最终与他分手，此后再无人愿意与思杜谈恋爱。
1957年，为了彻底消除知识分子的不满之音，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分子自由发表看法，给中共提意见。一些知识分子上当，这其中就包括想入党的胡思杜。他主动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他是向党进攻，并将其父亲胡适一齐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于当年9月21日上吊自杀。在其亲戚胡思孟接到学校打来的电报赶到唐山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学校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
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胡思杜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文革期间，担心红卫兵抄家，胡思孟就将胡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甚至“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10多本外文书了”。至于那份“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至死都不知次子离世的消息，因为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惨结局告诉胡适夫妇。1980年，胡思杜被中共当局以错划右派“平反昭雪”。
胡适误信中共的侄子、次子的悲惨下场，不过是中共治下无数悲剧中的小小沙粒。回望历史，有多少人在踏上这个歧途后，才明白自己上了个大当？是什么让他们上了大当？对此，我们该反思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