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的动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将所有具体的战略选择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决定：站在美国还是中国一边。
译者：撒母耳
当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最近访问韩国和日本时，西方防务联盟发表了一系列声明，以传达“跨大西洋和印度洋-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这一信息，并强调“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站在一起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北约认为，将这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团结起来的，是“中国带来的系统性挑战”。尽管斯托尔滕贝格回避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对手，但他肯定地指出，“其日益增长的自信及其胁迫性政策会产生后果。既为了你们在印太地区的安全，也为了我们在欧洲-大西洋的安全”。
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地缘战略舞台，印度-太平洋地区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不仅仅是来自北约秘书长。许多观察家都在关注中美大国竞争的加剧如何改变该地区的安全架构，导致新的地区集团的出现，如“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和澳英美三边安全联盟（AUKUS）。
其他人则专注于自由贸易集团形成过程中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以及美国为经济合作而发起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
还有人在探讨，相互竞争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七国集团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PGII]），或迅速扩大的技术脱钩议程，包括先进半导体的供应链政治，会如何决定区域连接模式。
然而，很少受到关注的是，在印太地区建立联盟和划定边界的身份形成过程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志同道合”（like-mindedness）——分享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和原则的理念——似乎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他们在迅速扩大与印太地区的战略接触和联盟建设，同时越来越多地批评和疏远中国。
通过对安全援助、地缘经济伙伴关系和基础设施/技术连接上依靠谁的战略选择施加影响，这种建立联盟的努力将以根本的方式塑造该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因为这些身份认同的动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将所有具体的战略选择简化为一个单一的总体困境：是站在中国一边还是美国领导的西方联盟一边。
这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即西方国家在建立联盟的做法上有多大的一致性。尽管如上所述，斯托尔滕贝格最近采取了一种明确的立场，但自2021年以来，G7国家实际上一直带头在印太地区开展西方的联盟建设工作。
根据G7国家的政府官方声明和战略文件，“丹麦国际研究所”（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DIIS）的一份新报告，对目前西方在印太地区建立联盟的努力的相对范围和深度进行了系统的经验性测绘。随着11月底加拿大印太战略的公布，大多数G7国家（包括法国、德国、美国）现在已经采取了正式的战略，而英国和日本则以不太全面的方式提出了他们的战略指导方针（意大利只是在一份立场文件中提出）。尽管存在这种相当大的差异，报告发现，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胁迫和自信的担忧中（尽管并非所有G7国家都直接将中国作为一个外来者或挑战者），所有G7国家都对印太地区的法治和基于规则的区域秩序有着根深蒂固的承诺。
然而，作为一个集团，G7国家在过去几年中发表了一系列的联合声明，大大推进了这一进程。事实上，他们已经采取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共同立场，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联盟，除了各自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之外，还分享一套广泛的自由价值观和原则。此外，他们还通过不断宣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是具有包容性，并以法治、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民主原则、透明度、领土完整以及和平和包容性地解决争端为基础“的说法，来巩固其共同立场。
在他们的联合声明中，G7国家也都明确无误地将中国描述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的主要挑战者：
我们鼓励中国坚持其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承诺……我们提醒中国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避免威胁、胁迫、恐吓措施或使用武力……根据中国在国际和本国法律下的义务，我们敦促中国充分尊重人权。
“四边安全对话”国家（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在其峰会上也推动了这些基于身份的努力，即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联盟，而最近的自由价值促进声明，如《开放社会声明》（Open Societies Statement），则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议程。
显然，拜登政府是这一切的主角，美国总统本人不仅提出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总体意识形态斗争，而且还发起了民主峰会（第一次于2021年12月举行，第二次定于2023年3月）。然而，“丹麦国际研究所”的报告揭示出，共同价值观的议程是如何在更广泛的西方国家中产生共鸣的，这些国家目前正将自己定位为印太地区的战略行动者。
就中国政府而言，它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印太地区建立联盟的努力是“过时的冷战剧本”，目的是“打着‘自由和开放’的旗号，拉帮结派，制造各种小集团”。但对北京来说，风险很大，因为它面临着西方国家日益团结的联盟，他们正努力将印太国家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最终，这种建立身份认同的做法可能会大大重塑印太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并有可能使中国处于边缘地位，尽管它与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有着强大的经济和基础设施联系。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北京最近放弃了其“战狼”（wolf warrior）的外交风格，而似乎发起了魅力攻势。它能否成功地使西方国家在印太地区不再保持一致，仍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