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一箭双鹿图（局部）
这次因妄议而丧命的文人，也是一个忠君爱国者，姓贺。
他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贺世盛。
反过来读，也是满满的正能量。
而让他罹难的那本书，叫《笃国策》。笃国，可理解为强国，也可理解为忠于国家，这人名和书名，简直是天作之合，可惜，天不容他。
贺世盛，身份是湖南耒阳县学增生，案发时年已69岁。所谓“县学增生”，就是在定额之外增补的生员（秀才），资料上说他于“乾隆十七年入学，四十六年告给衣顶”。
“告给衣顶”简称“告顶”，是满清科举政策的一部分，主要针对屡试不第且身患疾病的生员而制定的一项抚慰性政策。按规定，“凡身患笃疾，或入学已历三十年或年届七旬的生员，朝廷准许他们终身穿着标志其功名等级的衣服和顶戴”；但有一限制，就是一旦享有衣顶，则不再参加岁试和科试，也不准参加乡试。（据贺晓燕《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告给衣顶”政策》）
其实，“告顶”也等于宣告你的功名之路到顶了。
也就是说，贺世盛被增补进县学成了生员之后，超过30年屡试不第，接受现实不再参加科举，得到“告顶”待遇。相当于考公30年一直考不上，国家给一个安慰性质的“荣誉公务员”称号。
有清一代，像贺世盛这样的文人应该是很多的，大部分也就选择了认命，毕竟，荣誉称号也是荣誉，有总比没有强，刻进墓碑，也足以光宗耀祖了。
但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千年来都是中国文人的终极目标，特别是那些自恃“文武艺”已“学成”者，只得到荣誉称号，没能给帝王家当奴才，总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有遗憾，就有牢骚；有牢骚，就会写出来。案发时，湖南巡抚浦霖写的奏折里面，将贺世盛定性为“负性狂诞，自谓抱负不凡，因科名未遂，常怀忿懑”，也差不离。
乾隆四十六年“告顶”之后，贺世盛一边帮人写状词糊口，一边把精力集中在写《笃国策》上，一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案发，这本书，他足足写了八年。
书上写了什么内容？
湖南巡抚浦霖认为，“书内大指系痛恨捐纳官员，遂将开捐之事反复指斥，肆意狂吠”；“指斥官员，妄议朝政，文词繁复，语句支离，而其显然悖逆肆行狂吠者不一而足”。
捐纳，就是花钱买官。这种制度自秦汉就有了，一般是国库没钱或朝廷突然需要大笔资金（比如发动战争或搞大型面子工程）时，就卖官鬻爵，增加财政收入。秦汉之后，捐纳制度基本没停过，满清入关，觉得汉人这制度太好了，来钱快，也全盘接受。于是，捐纳就成了有钱人的当官捷径。
因为屡试不第，贺世盛非常瞧不起那些用钱买官的人，觉得那些人不是靠实力上去的，人数一多，就挡住了读书人的“正途”，用他自己的供词来说，“我自幼深恨捐官一途阻碍士子登进”。
当然，跟其他类似遭遇的文人一样，贺世盛写书不仅是因为恨，也因为爱——爱国、爱朝廷、爱皇上，所以他也“欲于书成之后赴京进献，图赏官职以邀荣宠”。
但是，把忿恨写出来，在朝廷官员眼里，就不仅是妄议，还是“肆行狂吠”。这四个字可是正经八百写在湖南巡抚的奏折里的——这样的臭文人，简直就是疯狗。
问题是，案发时，《笃国策》还没出版。
没出版不是没有书号什么的（那时候文禁虽严，出书也不用书号），据贺世盛供词，“这书因系闲时随意攒凑”，他又不断删改，所以迟迟没有出版。
也就是说，《笃国策》最多算没公开的私人笔记。
没出版怎么会被发现？
湖南巡抚的奏折上有简单说明：
接据耒阳县知县阎广居禀报，该县生员贺世盛寄寓县城宗祠内代人作词，随知会教官往拿，于该犯寓所搜出《笃国策》一本……
“代人作词”并不是替人写歌词，而是写讼词，打官司用的。这应该就是他的谋生手段，但这也是最招官府大忌的。所以，贺世盛案发，首先还不是因为他的书，只是替人诉讼惹怒了地方官，明面上不能抓你，但类似这种喜欢替人维权的文人，家里绝对藏有犯禁文字，一搜，果然。
乾隆皇帝治下，这就是大案特案了。湖南巡抚浦霖觉得“此案事关著作逆书，情罪重大”，先是“将犯属十七名口拿获，惟犯侄贺家瑾一名外贸未归，现在严拿”；又“查究校阅参定传播之人尽数拿解，毋任纵漏”。
两个字：株连。
发现一本逆书，先抓了他家族十七口，还要严查那些帮他校对的、看过的、传播过的，一个都不放过。
惯性操作而已。
现在问题又来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是《清代文字狱档》辑录的乾隆朝最后一个文字狱案，之前发生过那么多的类似案子，人头滚滚，贺世盛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一定要把头往刀口上送？
都不是。其实他也知道，他的书“措词过于激烈，亦恐有碍进呈”，但乾隆二十二年，也是在湖南，发生了一起案子，一个叫陈安兆的文人，出了两本书，当时的湖南巡抚也按逆书上奏，后来乾隆御批“并非背叛”，下旨将陈安兆释放。此事一出，“通省人人传诵皇上宽大，我彼时听闻此语强记在心”。
也就是说，30年前的事，乾隆宽大处理，大大鼓励了贺世盛，让他觉得“皇上宽大”，又觉得自己写的书“意在笃厚国本”，所以，在书的自序里面还把当年乾隆的御批引入，证明自己的书“并非妄议朝政”。
天可怜见，真是文人一犯傻，猪狗都发笑。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乾隆五十三年，正是文字狱高发期，单是《清代文字狱档》辑录的，就有几十个案子（湖南境内也有），株连无数，贺世盛偏偏看不到，只记得30年前皇上例外的一次“宽大”。
被抓之后，他后不后悔，不得而知，只知道严刑之下，他也认栽了：“因心中牢骚以致语涉谬妄，今蒙逐条指示，自知丧心病狂，罪该万死，只求治罪就是。”
只求治罪，其实就是只求速死，满清的酷刑，比影视剧里的恐怖多了。
官员们当然不会轻饶了他，湖南巡抚会同湖广总督、湖南学政等地方大员会审之后，在奏折中给出量刑建议：
查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正犯之妻若子之妻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知情隐藏者斩等语，贺世盛合依大逆律凌迟处死，仍传首该犯原籍地方枭示……
贺世盛的儿子、孙子、胞弟、胞侄等，“虽讯均不知情，但系正犯之子孙及期亲弟侄，律应缘坐，其俱年在十六以上……均应照律拟斩立决，先行刺字”。
毛骨悚然。
乾隆收到奏折，照例还是要假惺惺走一下程序，朱批：“大学士、九卿会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这样的案子，大学士、九卿从来都只是橡皮图章，几天后就给出“均应如该抚所奏办理完结”，也就是说，核准主犯凌迟，子孙、兄弟及子侄十六岁以上斩头，未成年的罚为奴隶。
在这份核拟折上，联署的大学士、九卿有四十多人，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大学士和珅，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刘墉，以及礼部尚书纪晓岚等。
地方大员审结拟刑，大学士及六部九卿核准，最后的决定权，当然还是落到乾隆手上。于是，他果然如贺世盛所愿，又来了一次加恩宽免：“第念该犯因失志场屋，贫苦无聊，摭拾传闻，私自抄写，借以抒其抑郁，与显肆悖逆者尚属有间，贺世盛着从宽……”
念他科场失意，穷困潦倒，才把社会上一些传闻写进书里，发发牢骚，跟恶意悖逆有所不同，所以从宽。
怎么从宽？跟30年前的陈安兆一样，无罪释放？
你想多了，“从宽改为斩决”。至于他的子孙、兄弟、子侄，就算了，反正都没文化的，看也看不懂，就不再追究了。
确实也是从宽了，同样是死，一刀砍头比起千刀万剐，那真是仁慈多了。再说，也不用株连，多少无辜者人头得保。
在这道开恩谕旨里，乾隆还先正面回应了贺世盛对捐纳制度的不满，他说，我在位五十三年了，“普免天下地丁三次”，“免漕粮两次”，一出现自然灾害就立刻拨款赈灾。而捐纳制度，“自停止以来已十有余年之久”。
乾隆确实在十几年前下旨“永停捐例”，所以他在谕旨中还为自己辩白：“朕如果为聚财起见，则两次所捐不敌一次普免之数，亦人所共知者，安有陈奏停捐拒而不纳之事？”
我如果想要钱，全国两次捐纳所收之款，还比不上一次全国免税，这是人所共知之事，怎么可以这么昧着良心妄议。
所以谕旨的最后，乾隆特地强调：“并着该抚即将此旨给与该犯阅看后再行正法，俾知孽由自作而朕于法外施仁，不因该犯语涉违悖罪及其子若孙，该犯亦当俯首就戮死而无怨也。”
着令湖南巡抚，将此道圣旨给贺世盛看后再砍他的头，让他知道我真的很仁慈，死而无怨。
受着莫大委屈，还对妄议者开恩，这样的好皇帝，你上哪儿找去。
2021-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