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无论其混合战争样式的失败还是指挥体系与苏式装备面对乌军北约化武器和战争体系的明显差距，从容易殉爆的T72系列坦克到缺乏精确制导弹药的俄空天军，从严重依赖铁路的后勤体系到从上而下僵化的指挥参谋体系，俄军的惨败正在成为模仿俄式陆军和空军体系的中国军队的梦魇，其震动不亚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给中国军队的震撼。
其次，在坚定援助乌克兰抗俄的进程中，欧美形成空前的团结，并且重组印太地区政治联盟和战略结构，特别以不久前的广岛G7峰会为代表，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孤立和威胁，美中关系回到了50年前冷战高潮期的冷淡和摩擦，只保留最低限度的交流，中国与美国、与印太诸大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已经丧失。在国际社会控制俄乌战争烈度的同时，中国和西太地区俨然成为全球安全局势的核心焦点，中国因此沦为俄乌战争最大的地缘政治牺牲者。
最后，瓦格纳兵变在乌克兰发动反攻、俄军步步退缩的背景下发生，不仅从军事上吹响了战争结束的号角，而且提醒中国领导层一个残酷的事实：尽管党内、军内、社会都不再有公开的反对者或者竞争者，但是那些表面忠诚的寡头们却可能在逆风条件下公然以野心家面目示人，寻找并且利用领袖的弱点、抢夺政权。也就是说，中国领导层担心的不再只有所谓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式的人物，还有所有身边貌似忠诚的心腹重臣，如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对他们来说，所有人都可能是暂未暴露的两面人或者潜在的叛徒。这才是当下个人威权体制最大的威胁。
也因此，这场短暂的未遂政变触发了北京的历史梦魇，那是文革前林彪的一次著名讲话，提醒党内干部党内最大的危险是“苦迭打”，即政变的危险。当然，林彪最后也不得不因为政变的嫌疑被迫出逃，将毛体制的弱点和性质充分暴露。理论上，实践中，但凡这种政权性质的暴露，都不可避免地触发政治危机，不仅激励无数野心家的现身，也一夜之间改变精英和民众的立场。中国政权的上一次性质暴露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那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人民军队会开枪。连同稍后1991年苏联的“819政变”，共产体制再也难以继续下去。
所以，当统治集团以防范颜色革命的借口消灭了所有党内外的竞争者和公民社会之后，唯一的颠覆性威胁只能来自权力核心内部，一如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津以及他在俄罗斯寡头集团中的隐秘支持者所显示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一直抱有政变恐惧的中国领导层来说，瓦格纳兵变不仅再次暴露个人威权体制的失灵，而且直接否定了中国过去十余年镇压和集权的路线，证明它们是根本无效和错误的。这或许才是中国的统治精英们都看到却无法言说，也是最为恐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