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空间》编按：本篇取自《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导读文
国家是如何诞生的？这是一个政治理论的经典问题。从十七世纪开始，不少欧洲顶尖的理论家分别从几个思想实验出发，试图探究这个问题。他们思索的结果，则成为后人耳熟能详，涉及国家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著名的社会契约论，就是这么一个以思想实验出发而成的理论模型。然而，理论如此，实务如何？我们很难想像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这么一个时刻，见证著如散沙一般素昧平生的人们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因为某个共同的理由达成的某种共识进而促进某种协议，决定让渡彼此的权利，建构一个第三方的客观权威，然后将自己的生死交托给那个权威，从此依循第三方权威所制定的规则生活。这是社会契约论常见的理论内容，却不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经验过的、国家出现的方式。
所以，国家是如何诞生的？
有些学者会说，国家的诞生只能透过后设的视角追溯。他们会说，在历史的发展中，有一群人在一个地方定居，久而久之发展出当地的政治社群，也发展出对这个政治社群的认同。然后，才是人们开始渐渐地用不同的词汇与概念来认识并定义这么一个政治社群。从最早的“城邦”开始，渐渐发展到我们今日所熟悉的“国家”。这确实是许多国家诞生的方式。事实上，如果我们快速浏览过各国的历史教科书，我们会很轻易地发现，各国历史教科书最核心的宗旨之一，就是在追溯著各自的国家如何成形。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政治社群都会成为国家。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不乏政治社群被征服、被统治、却仍旧维持着强烈的自我认同的例子。对生活于其中的人而言，治理着他们的国家未必然是他们所认同的政治社群。在国家已然成为基本政治单元的现代，这些政治社群要如何建构属于他们的国家？
换句话说，除了追溯视角之外，现代国家是否存在着另一种诞生的形式？
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宣布独立。
宣布独立，是现代国家另一种诞生的形式
如果采取一种戏剧性的修辞，宣布独立是一种属于被压迫的政治社群建构国家的形式。毕竟宣布独立本身就是一个富含深意的政治行动，它表示某个原本属于特定治理型态的政治社群，宣告它想脱离既有的统治规范，进而创建属于自身的、不受原本统治规范干涉的治理形式。如果我们观察现代各个以宣布独立的形式建立的国家，将不难发现这些国家有几个共同点：它们曾经是被另一个国家治理的政治社群、它们透过一份具备当地宪政意义（却未必具备实质法律效力）的文件来宣告独立。除了形式之外，这些文件的内容也有着共同点。它们往往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借由陈述原本治理国家是不正义的，来赋予宣告独立的行为正当性，第二个部分则是陈述某些政治原则（例如被治理的人们所应具有的政治权利），进而指出独立之后所新生的国家，将依据这些政治原则建构一个正义的统治型态。
这些文件，就是我们熟知的独立宣言。被压迫的政治社群，可以借由宣告独立的方式，使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于世。而宣告独立的行动，则需要一份独立宣言这样的文件来落实。
但为什么独立宣言总是会具备上述的形式呢？
目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政治思想史学者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这本《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中，就是试图回应这个问题。阿米蒂奇是政治思想史学界最早提倡“国际转向”的重要学者之一。所谓“国际转向”顾名思义，即在于强调从国际的视野来分析政治理论的论述。举例来说，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可能着重于分析约翰．洛克（John Locke）对于自然权利以及政府职能论述的关联，是基于他试图批判十六、十七世纪关于君王神圣权威的立论。然而，在阿米蒂奇一篇强调“国际转向”的著名论文里，他则强调，洛克对自然权利与政府职能的思辨，其实也深受洛克实质出任官职参与英格兰于北美洲的殖民事务影响，进而反思对于政府的治理正当性的逻辑。除了实质的研究成果之外，阿米蒂奇对“国际转向”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即在于从方法论上指出“全球”（The Global）与“国际”（The International）的概念分野。要言之，阿米蒂奇认为，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全球”所涵盖的分析范畴，是人类在不同地域的政治现象。与之相比，“国际”的分析对象则更为聚焦，是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政治现象。这是因为在阿米蒂奇看来，“全球”是一个地域概念，“国际”本身则已经是一个预设了“国家”（The National）存在，进而强调“国家之间”（The INTER-National）的政治概念。
“独立宣言”如何成为现代人类试图创建国家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件？
阿米蒂奇对“全球”与“国际”的细腻区分，使得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全球史”具备实质分析意义。事实上，在本书出版以前，阿米蒂奇上一本专书《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础》（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正是着重于分析“国际”的政治思想视野。与前书相异，本书的分析着重的并不是“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而是在“国家之前”，人类于全球场域内，在不同地域所展开的共同政治现象。更具体地说，本书的主旨是“独立宣言”这份文件，如何成为现代人类试图创建国家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件。
有趣的是，如阿米蒂奇所言，“独立宣言”既是一份“国家之前”的文件，也是一份“国家之间”的文件。他在前一本强调国际视野的著作里指出，借由独立宣言宣布独立只是现代国家新生的第一步。但国家要确实诞生于世，除了宣布独立之外，还需要更重要的第二步：新生国家的独立，必须得到已然存在的国家的认可。在前一本著作里，阿米蒂奇强调例如边沁（Jeremy Bentham）等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对美国独立宣言皆抱持批判态度，原因就在于这些思想家认为，国家无法光凭“宣布独立”而诞生。一个新生国家所需要的，是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它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进而与这些已然存在的国家展开“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
换句话说，唯有当“独立宣言”成为“国家之间”的文件，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意义上被承认，国家诞生的程序才宣告完成。
一个被压迫的政治社群，要如何取得国际认可，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存在？
然而，在如此分析“独立宣言”的“国际”意义之后，阿米蒂奇对国家如何诞生的反思，让他更进一步点出边沁等思想家的论述的盲点。那就是边沁等人很显然是站在已然存在的国家的立场立论。在他们看来，国家的诞生仰赖国际承认，因此这是一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这并没有错。一个新兴国家的“独立”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才能在“国际”意义上取得实质效力。但是，在此之前，一个政治社群（尤其是一个曾经被既有的国家统治的政治社群），要如何才能取得其他国家的认可，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存在呢？
《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这本书指出，一个曾经被统治、压迫的政治社群，在取得国际认可之前，必须要先采取某种自力救济的手段：它们必须要先宣告，它们有想要成为国家的意图。这是独立宣言最原始的样貌，也是它最原初的目的。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政治社群有想要成为国家的意图，也捍卫了该意图的正当性。阿米蒂奇在这本书里，细腻地爬梳了各个新兴国家的独立宣言，如何共享了特定的论述结构，来表述它们的独立意图，并论陈独立的正当理据。在如此分析过后，他指出独立宣言作为被压迫的政治社群宣告自主的政治行动，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诞生的重要文件的原因，就在于它独特的、在“国家之前”的特质。但与此同时，阿米蒂奇也悲观地指出，独立宣言的成功与否，必然会取决于它是否能有效获得国际认可，成为一份“国家之间”的文件。但这也表示一旦当“全球”的场域逐渐与“国际”的场域叠合，政治社群要挤身“国家之间”的空间将越趋限缩。
这本《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除了追溯“独立宣言”这样的文体，如何成为现代国家诞生的重要文件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反思了国家的诞生，如何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处之环境所限。在“全球”的场域比“国际”场域更为广袤的时代里，独立宣言足以作为备受压迫的政治社群以“国家”之姿，步上“国际”舞台的宣告。然而，随着“全球”场域开始被“国际”笼罩，国家宣告“独立”的可能也越发困难。如阿米蒂奇在本书结论所言：“在我们牢牢由主权领土实体所告成、涵盖全球的世界里，成功宣告成为独立国家的机会可能已经很少了。”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如此悲观的现实，并不有损独立宣言的重要性。在今天，政治社群也许很难透过“独立”成为新兴国家，但政治社群依旧能透过宣言来向各个国家昭示被压迫的事实。正如阿米蒂奇在书末所强调的，独立宣言本身所具备“国家之前”的特质，使得它依旧会是政治社群重要的自力救济的模式。更是被压迫的政治社群，让已然存在的国家意识到其存在与意图的重要手段。这也让这本书不仅仅只是“一部全球史”。它也是引导读者反思当地政治社群与“国家”、“国际”与“全球”等政治场域关系的思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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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禹仲
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思想史、现代（十七至二十世纪）政治理论、启蒙运动、系谱学、宪政理论、思想史学。现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助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