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百岁的基辛格访华，受到超规格接待。尽管美国国务院公开表示，基辛格访华是自愿，不代表美国政府行事，但在基辛格与中国防长会面当天，拜登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也在中国首都会晤了官员。相比近日其他美国官员都受到了中国官员或官媒不同程度的冷遇或斥责，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感叹，“不幸的”是平民基辛格在中国受到更多关注而非美国政府官员。
美中关系的“结”究竟在哪？
美中双方都说过，两国关系很重要。美方多次说过，美国不想脱钩，也不谋求改变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只是想管控风险；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亦反复表示：中美是两个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的大国，过去和现在有差异和分歧，今后也还会有，但这不应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更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同样，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对方，更不能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
美方多次公开谈到的“风险”，结合美国亚太战略针对的目标来看，实际上就是美国仍然希望维持单极世界状态下的超强地位，阻击中国成为太平洋区域霸主；中国则希望与美国平起平坐、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美国你可以在全世界称霸，但我家门口的地区霸权，还是得归中国。习近平说过“太平洋那么广阔，容得下中美两国”就是这意思；美国的全球霸权现在也进入烦恼期，因为非洲早就成了中国的“兄弟国”；拉美这个美国后院与华盛顿一直离心离德。除了欧洲之外，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主要就体现在亚太地区了。因此美国视亚太地区的领导权为与中国必争之物。既然是“竞争关系”，削弱竞争对手是题中应有之义，美国自然要对中国实施不少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华芯片出口限制。习近平将美方这类限制视为“损害、剥夺中国的正当权益与发展权利”。
这就是症结所在。华府那么多外交精英，应该明白这是要害。
双方难舍的“中美蜜月期”早在胡温后期结束
华府显然忽视了北京高规格接待基辛格并为他庆生所释放的信号：希望中美关系回到基辛格开创的“接触、合作”时期——邓小平时代（包含江泽民十三年当中的“邓后”七年）。
从中美建交至2016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方针，用中文概括就是八个字：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基辛格定下的是“接触、合作”，克林顿时期增加了“影响、改变”。我曾经总结过，中美建交以来四十多年间，除了江泽民时期曾经部分达成“影响、改变”，大多数时候都停留在接触、合作这个层面。江泽民时期为何会采取如此开放的姿态？除了江的个性之外，更多的是实际考虑：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需要回归国际社会（中国的国际社会主要是指西方），需要加入WTO、申办北京奥运会。除了极少数专门研究者之外，很多人已经不记得这段历史：美国总统克林顿2000年10月10日签署《2000年美国与中国关系法》（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ct of2000），该法案提到要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特别提到帮助中国建设法治。当时，中国政府之所以接受“美国对华法律援助”这个合作项目，只因这是美国让中国加入WTO的附带条件。中方只有接受这个项目，克林顿总统就可签署“关系法”，中美将进入永久正常贸易关系（NTR）状态，结束此前每年都要由美国国会审批的最惠国待遇（MFN）这一程序。这些，我曾在《美国曾是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6月30日）一文中详细介绍。
胡锦涛于2003年接任中共掌门人，胡温十年是2003-2012年，当时中国正是入世不久，2008年举办奥运，承接江泽民时期的中美外交关系，这一阶段正处于合作、影响，美国开始尝试改变中国的时期。美国及西方在中国共派遣、成立、扶持了逾千家NGO，多数是环保、卫健，极少数是促进公民权利，在外力推动下，中国进入公共知识分子与民主、维权人士非常活跃的时候。但好景不常，2005年，前苏联成员国——独联体国家纷纷发生“颜色革命”，国际社会公认这是索罗斯基金会及其他美国NGO在背后大力支持的。5月下旬，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打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阻止美国欧洲在中国周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粉碎美国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企图》的报告，该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于5月底下发县团级。从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成立或者资助的NGO被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受到的限制逐渐增加。2011年1月24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经过30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总结讲话时提出著名的“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等于正式宣告，美国做为中国依法治国领路人的自赋使命正式结束。
美国政学两界怀念邓小平时期
由于邓小平的实际领导地位，江泽民执政13年（1989-2002年），至少在1995年之前这段时期是邓规江随，邓1997年去世后，江泽民在对外开放上秉承邓的路线，在中美关系上仍然韬光养晦，美中关系上升成“战略合作伙伴”。对这段中美关系蜜月期——邓小平-江泽民时期，美国出了两本很有名的书予以很高评价。按时间先后，一本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作者是美国投资行业资深顾问，写这本书时在美国高盛任职，于2005年以英语和中文两种语言出版；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历十年写成的《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库恩这本书有高盛在华投资的需要，美国政学两界也许没那么看重，但傅高义的声望与地望（哈佛教授）高得多，《邓小平时代》影响很大。作者对邓小平的评价可以用该书最后一章的一段话作总结：“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在川普开打中美贸易战之后，傅高义在接受多家传媒采访时，不断地用以下句式：“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推进民主”、“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更积极地推动解决中国当下悬殊的贫富差距”、“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认为反腐败非常重要，是个政治问题，会影响到老百姓对政府的看法，他会推出严厉的反腐败措施”……一个个“假如”的背后，流露出傅高义对邓小平的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的褒奖。
这本书是在美国政界影响很大。2018年10月15日，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15日在华府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讲话，“美国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这句话其实表达了美国政界的中国期望，那就是中国应当继续奉得邓小平以“韬光养晦”为主诉的外交政策，接受美国做为世界领导者并承认美国的价值观。中国高规格接待基辛格，有点与美国一样，都在怀念已经消逝的中美蜜月。
双方都想回到邓小平时代的中美蜜月期，只是重点不同，美国怀念的是当年的领路人地位，中国想要的是美国慷慨提供的一切。但时间已经改变了一切，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以及双方之间的地位势差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逝者不可追，双方都必须面对现实做好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