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争取国民党总统参选提名失利，但似乎依旧对总统大位踌躇满志，有“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的味道，日前他在参加土城庙宇活动时，宣布将（再次）展开美国之旅，喊话支持者做他后盾，说他一定会给台湾不一样的未来。郭台铭或许可以被视为台湾“富人隐形政治”翻上台面的例子，但以他的发言和争取认同手段，却又落得“有钱就是任性”的形容。
“富人隐形政治”最具指标的一面，就是富人透过竞选捐款，以达影响政治的能力。富人投入金额愈多，表示他们希望促成选举结果满足个人意志的企图心就愈强。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税收公平协会的统计，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属于亿万富翁（Billionaires）层级的政治捐献为1850万美元，到了2016年大选，便暴增37倍，达到6.84亿美元。
而“隐形政治”的威力，就在2016年川普竞选总统时，亿万富翁对共和党提供的竞选捐款为3.71亿美元，比民主党的3.09亿美元多了20%，当年是川普得胜。但到了2018年期中选举，亿万富翁对民主党的贡献为3.13亿美元，略高于共和党的2.78亿美元，结果是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拿下了235个席次，多过共和党且取得众议院过半优势，并让民主党时隔8年再度重掌众议院。
上述调查，反映的就是富人“金钱”动向确实对美国政治具有一定影响。不过，西北大学曾进一步欲了解富人左右政治的心态，再又发现另一个事实：“富人对政治确实有影响力，但绝大多数都是在不公开谈论公共政策的情况下‘秘密进行’”。
当西北大学教授针对100位亿万富翁进行网路搜索（调查锁定的10年间），发现绝大多数顶级亿万富翁，包括比尔盖兹、巴菲特、祖柏克、贝佐斯，他们在关于税收负担、社会保险金、增加税收、遗产税、企业税等等美国人所关切的社会经济问题上，这些人和这些议题的关键字连结却相当少，表示富豪在美国民主所扮演的角色，“捐款者”远大于“意见领袖”。纵有显著的个人意见，于经济问题上，多数也显得非常保守，他们在解决公共问题的习惯上，且更倾向透过个人慈善事业，而非影响政府决策。
这又带出了一个问题，“富人隐形政治”一方面既想透过捐款大力影响政治，一方面却又不愿意表达个人对公共问题的意见，原因或许就在“钱”一直以来正是他们最低成本影响政治的方式，他们之所以保持沉默，无非这些富豪们的政治偏好，恐怕很多是和美国大众的期望不一致，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不积极表态，则可确保他们不会因为不受欢迎的政治观点遭到批评，甚至追究责任（尤其牵涉到税收政策和廉价劳力问题时）。
于是，当一名富豪打算从“政治幕后”走向幕前，他对很多公共议题当然难以再闪躲或含糊其词，也无法再如股神巴菲特那样，尽管对提高遗产税政策保持开放态度，在关于个人财富的实际处理上却又毫无相关作为。
回到郭台铭身上，以他过去“台湾首富”之名，也许在台湾政坛动见观瞻，但当他打算转换角色，直接竞选总统，有“钱”就不会是关键了。当他说他要“为台湾的和平、经济繁荣、行政效率、司法正义、居住正义祈福”，则他的每一个主张当然都会被提出检视，并和其他的竞争者进行比较。
那么，“台湾的和平”——会是他说的“如果我当选（总统），共机就不会来绕台了”？“经济繁荣”——这要如何解释“中国郑州富士康工厂员工工资抗争案”？“行政效率”——会不又是他“血汗工厂有什么不好？”的另一种实践？“司法正义”——我们却只记得“闻名业界的鸿海法律事务部门”。最后，一个能在加州比佛利山轻松买下7550万美元两栋相邻豪宅的人，他对“居住正义”的概念又会是什么？
结果，郭台铭的财富（尤其个人致富之道），某种程度看来反而更可能是他竞选总统的另一种包袱，这或许又促成他愈来愈依赖“民粹”发言重新自我包装，偏偏效果明显不敌已然成精的对手政客。对那些仍处于“隐形政治”状态的富人来说，眼见郭台铭的例子，应该会对由商转政的诱惑更戒慎恐惧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