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人员指，中国正在对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施加压力，通过威胁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迫使他们监视人权活动人士。有难民和社会活动人士向BBC透露，这种恐吓手段正在令社区出现分化。
“我最亲爱的儿子，”阿里姆（非真名）的母亲在画面中闪现，她说，“我没想到在死之前能见到你。”
阿里姆说，这个时刻他破防了。这次通过视频通话相见，是他作为难民逃往英国之后，六年来第一次与家人联系。
但这是苦乐参半的：这次通话有其他人在控制。作为以穆斯林为大多数的中国西北部少数族裔，阿里姆的母亲和所有维吾尔人一样，生活在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之下。他们从来都不能直接打电话给对方。
相反，一个中间人用两部不同的手机分别打给阿里姆和他的母亲，然后将两个手机屏幕对着彼此，让他们两人能看到彼此摇晃的影像，听到扬声器里朦胧的声音。
阿里姆说，他们几乎没说什么话，通话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哭泣。
他不知道，他母亲身后的那堵白墙是在她新疆的家里还是在拘留营——中国政府被指控在那里拘禁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中国长久以来都否认这些指控。
但是阿里姆说，他知道和母亲的这次联系是有代价的——因为牵线的人是一名中国警察。
在中国的维吾尔族人生活在严密的监控之下，被指有超过100万人被拘禁在拘留营。（2019年图片）
当警官再次打电话来的时候，他要求阿里姆去参加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的会议，收集情报并汇报给中国政府。
“每当伦敦有反对中国的抗议活动时，他们就会打电话给我，问谁会去参加，”阿里姆说。他与BBC分享了这些要求他充当间谍的电话录音。
阿里姆还被告知会有钱收，这样他就能试着和活动团体的领导者交朋友——当中许多是英国公民——方法是带他们去餐厅吃饭并且帮他们买单。
警官建议，他成立一家公司作为掩护，以防他忽然增加的财富引起怀疑。阿里姆被告知，已经有很多公司是这样为其他人设立起来的，目的也是完全一样。
这当中暗含着威胁，如果他拒绝，家人就可能会受到伤害。这使他陷入两难境地。
“他们利用我的家人当人质，”阿里姆说，“我活在一个黑暗时刻。”
政府对其国外侨民实施监控的做法被称为跨国镇压。
研究表明，这种特定的策略是中国警方普遍采用的手段——在本国控制住家庭成员的视频通话联络渠道，以此换取在海外的配合行动。
谢菲尔德大学的大卫·托宾博士（Dr David Tobin）与同事尼罗拉·艾利马（Nyrola Elimä）一起进行了关于该问题至目前为止一些最全面的研究。他们对几个国家的200多名维吾尔侨民进行了访谈和调查。他说，所有生活在中国以外的维吾尔人都是跨国镇压的受害者。
“家庭分离是核心策略，”他说。根据托宾博士的说法，即使电话通讯在技术上能做得到，但是在中国生活的亲属也不会接的。他说，人们会假定这些通话会受到监控，并且担心随意联系会使他们面临风险。
大卫·托宾博士认为所有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都是跨国镇压的受害者。
这种切断家庭纽带的做法让中国警方得以介入，提供受到严格管理的联络途径——就是视频通话——以此作为合作的奖励，同时威胁，如果不合作就会对家人施以惩罚。
在英国，托宾博士对约400名维吾尔人群体当中的48人进行过调查或访谈。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报告说，他们曾收到中国警方的直接来电，施压要求他们充当间谍、不从事倡导工作，或停止接受媒体访问。
而且，在英国的维吾尔人远不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
在土耳其——传统上的一个维吾尔人避难所，有5万人生活在中国以外最大的维吾尔人社区之一。148名受访者中，有80%的人报告称受到过 中共当局的类似威胁。
阿不都日依木·帕拉奇（Abudrehim Paraç）在2014年来到伊斯坦布尔，那是他逃离中国一年之后。
“土耳其的生活和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我们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警察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他说，“我简直不能相信能够这样生活。”
但在过去几年里，土耳其的维吾尔人面对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有关中国境内的警察威胁并让他们彼此监视的报道，已经在社区中传开，使得他们人心惶惶。
阿不都日依木·帕拉奇说，土耳其曾是维吾尔人的一个避难所，但是中国的策略正在令社区分化。
在Facebook上的一段视频中，一个年轻的维吾尔男子似乎被他的同伴抓获并殴打。他在困境中招认，自己是在为北京做间谍。尽管该场景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但是这段影片已在维吾尔族社区中广泛流传，该男子也在网上受到了广泛谴责。
阿不都日依木说，这类故事的积累正在产生影响。
“年轻人在与维吾尔人的抗议和会议保持距离。他们担心那里的人有可能是间谍，”他说，“中国的计划正在奏效。”
托宾博士认为，土耳其当局知道发生什么事，并且反应缓慢。“一个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越依赖，就越有可能合作或者视而不见，”他说。
近年来，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人们对其保护维吾尔族社群的承诺提出了质疑。
土耳其政府未有回应置评请求。
但是中国并不只是针对那些自己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
出生于美国的茱莉·米尔萨普（Julie Millsap）是在华盛顿特区从事维吾尔族人权项目工作的活动人士。她说，中国曾试图通过她的姻亲对她施加压力。
出生在美国的活动人士茱莉·米尔萨普说，她丈夫在中国的一家曾因为她为维吾尔人进行的倡议工作而受到警察的骚扰。
她丈夫是汉族中国人，属于中国最大的民族群体。两人在中国相识，后于2020年搬到美国首都。
在茱莉开始代表维吾尔人进行活动后，当地警察开始拜访她在中国的亲戚，说他们“想交朋友”。
她和丈夫收到从小姑的手机传来的威胁讯息，暗示茱莉的孩子可能会变成“孤儿”。“它不是她平时说话的语气，”茱莉说，她怀疑是警察指使她发出这些信息。
在茱莉丈夫最近在华盛顿特区和他在中国的妹妹进行的视频通话中，警察碰巧过来了。这给了茱莉机会录下这一刻，并且直接面对其中一名警察。
“他有点结结巴巴，叫我们不要误解他的意图，”她说。警察告诉她，由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微妙”关系，警察在安排拜访所有在美国有亲戚的当地家庭。
茱莉·米尔萨普与其中一名警察直接对话，后者当时正探访她小姑在中国的家。
茱莉发现，一个美国白人和一个汉族中国人组成的家庭，会享有某种程度上维吾尔族人所没有的安全保障。“但我们还是有警察骚扰、有威胁，有每天面对的各种现实，这一切都算不上好事，”她说。
她认为， 中共当局无顾忌地针对外国公民，试图干预他们的工作，这很令人担忧。
美国政府正开始正式地解决这个问题。
三月，参议员们推出了《跨国镇压政策法案》（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Policy Act），列举了一系列侵害行为，包括“经代理人进行胁迫”，涵盖对海外家庭成员的威胁。如果通过，该法律下将设立一个电话专线，用于报告威胁，并促使国会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对实施者进行制裁。
工作地在挪威的维吾尔族权利活动人士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认为，美国的立法是方向正确的一步，但西方国家应该走得更远。他说，每次当局接到报告案例时，都应该直接向中国政府提问，要求确保这些家庭成员的安全。
“我们是你们的公民，你们的邻居和你们的纳税人。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一些责任，”阿尤普说。
托宾博士则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说‘你想和你的家人通话吗’不是犯罪。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威胁，我们知道它会破坏社区，会造成精神健康问题和带来创伤，但是这在英国境内不是犯罪。”他说。
英国内政部表示，企图恐吓海外批评者是“不可接受”的，目前正在对跨国镇压行为进行一项内部审查，并表示所有此类事件都应向执法机构报告。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则在一份声明中称，跨国镇压的指控“毫无根据”。该声明称，中国政府“依法保护维吾尔族人及其与海外亲属的交流”。
阿里姆选择不向警方报案，但是向伦敦的一群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坦陈了自己的困境。
该群体的其中一名领导者告诉我们，类似的要求很常见，而且对社区的团结构成挑战——但他坚称，他们的倡议工作将会继续。根据他们的经验，几乎所有来自中国警察的要求都被拒绝了。
在做出决定之前，阿里姆为这个问题作了一番思想斗争。“我意识到，为了我的家人而背叛其他人，意味着出卖我的民族，我不能这么做。”
“如果这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就这样吧，”他也拒绝了来自中国的提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