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台北的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健文
虽民怨丛生，但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健文以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易控制舆论，但省级地方领导都由习近平任命，地方救灾成效好坏将波及到习近平的短期威信，尤其他才刚历经前外长秦刚撤换及火箭军易帅争议。
寇健文说:“由于无人可卸责,习近平得自己承担用人失察的问题”。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则认为，中共灾难治理的问题在于“应作为而不作为，应防范而没有防范”。他说，官方刚才出版习近平治水论述，也早就推出“十四五应急规划”，但各种规划、报告都是“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未能落到实处。中共偏重形象工程，堪称“基建魔人”，但在涉及百姓生命财产之保护上，就沦为“基建侏儒”。
位于台北的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诚
宋国诚也认为，此次“人祸高于天灾”，因为水灾发生时，地方官重“表忠”，高于预警撤离、规划疏散等抗洪工作，因此说出“做好北京护城河”这种官话。而公安、解放军也都重维稳，高于救灾，凸显执政者“人有阶级高低之别”的心态，或“保北京牺牲升斗小民”的偏颇，甚至选择去北戴河度假、而不去灾区视察的傲慢。宋国诚说：“一个天灾是不是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这可能还是离得太远的问题。但从小小的民怨、激发成为社会的民变，乃至于造成更大范围社会的反抗、斗争。如果积压太多民怨，当然最终会影响到习近平的政权。”
面对涿州水患，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8月初视察时，曾发出河北要当好北京“护城河”的说法，引发灾民众怒。对此，位于台北的台大水工所主任游景云认为，从国土规划的立场“不能说不对”，但前提是要做好人员的撤离、群众沟通，或利用农田区域蓄洪泄洪，并搭配赔偿机制，而非像中共这么粗糙地“划下去就执行”。
游景云告诉美国之音:“以目的来讲,它(中国)是保天津、雄安特区，保一些经济发展区域。涿州真的超过设定的范围,或者说，永定河上游几个区域也不是主要重点区域。所以,它的防洪(宣传)操作看似蛮成功的,可是也听到他们国内有些检讨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