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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委曲求全 仍然逃不过文革的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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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文革开始,从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8月2日,周作人家被红卫兵查封,81岁的周作人遭到皮带、棍子抽打。红卫兵要留活口,不想往死里打他,于是把周丰一拉来陪斗,替父挨打。此时的周丰一54岁,已不年轻。红卫兵将他捆绑起来推倒在地,连踢带打。周丰一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晕过去后又用冷水浇醒,再斗再打。跪在一旁的周作人,眼睁睁看着红卫兵毒打自己的儿子,心如刀绞,眼前一黑也晕倒在地。

1946年周作人受审途中

北平,1945年12月6日,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拿出一份名单,下令对汪伪政权在华北的高级汉奸逐个实施抓捕。

当晚,一群军警来到周作人八道湾的家中。面对军警的枪口,周作人平静地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周作人被军警带走后,最初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半年后,周作人一行14人被移送南京受审。当天,周作人光头旧衣,随同其他汉奸一道,走出了炮局监狱。登车前,记者请众人逐一谈谈感想,轮到周作人,他只淡淡地说了句:“我始终等待就捕,无感想。”

飞机降落南京后,高等法院分别于7月19日、8月9日和9月19日,对周作人进行了3次审理。面对检察官历数的种种附逆之事,周作人答辩说,自己出任伪职,旨在“维持教育,抵制奴化”。

审讯期间,周作人的亲友、学生、知交故旧纷纷奔走营救。他的学生俞平伯给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写信,希望他能出面,建议政府减轻对周作人的处罚。

胡适虽然表示不能干预司法,但是在法庭取证时,还是替周作人出具了抗战期间北大校产不但没有损失反有增加的证明。北大前校长蒋梦麟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他确实派周作人等留校保管北大校产。

沈兼士等14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教授徐祖正等54人,也先后致函南京高等法院,联名证明周作人担任伪职期间,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的实绩。郑振铎也表示:即便要囚禁周作人,也使他能够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的工作。

然而所有的呼吁,最终仍无法洗脱周作人汉奸的罪名。1946年11月16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附逆案作出判决: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周作人不服判决,申请复判。12月19日,法院改判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

判决后,周作人被移送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狱方受命疏散犯人,凡判处有期徒刑者允许交保释放。1月26日,周作人被友人李振邦、学生尤炳炘等保释出狱,离开了老虎桥。

在南京友人家住宿了一晚,第二天,在尤氏父子陪同下乘车赶往上海

车行缓慢,历经一昼夜后才到达上海,入住尤家,开始了周作人所说的“198天的食客生活”。

周作人暂住上海的消息传开后,旧友新知纷纷来访。与友人闲谈、逛街、应酬,替来访者题字写诗,成为这段日子的主要生活内容。

刚出狱那段日子,亲朋故旧知道周作人经济拮据,对他多有馈赠。何炳贤夫妇赠送20万元,朱肇洛寄来8万元等。周作人决定北归后,友人更是纷纷解囊,资助路费。

此时,日益恢复状态的周作人,又重操旧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聊补炊米之资。

当时上海物价飞涨,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有人去酒楼喝酒,喝完第一碗,再要第二碗时酒已涨价。

淮海之役后,国民党军精锐丧失殆尽,南京、上海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国民党方面已在分期分批撤往台湾。周作人也面临走还是留的抉择。

经过一番深思,周作人对新政权更有信心。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有过密切交往。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周作人与沈尹默等北大同仁出面代为料理后事。李大钊身后家境困窘,周作人受李家之托,为此奔波,联合胡适、蒋梦麟、钱玄同等人,极力帮助李大钊家人渡过难关。

他曾为李大钊遗作出版《守常全集》,未曾出版的部分,其书稿周作人一直妥善保存,后交与北京图书馆,可谓功不可没。李大钊遇害时,长子李葆华也在被追捕之列,周作人把他藏在自己家中一个多月。风声渐缓后,又将他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

1940年,李大钊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周作人不但专门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给她作路费,还替她准备了出入北平必须持有的“良民证”。

据洪炎秋回忆,周作人也曾有过去台湾的打算,写信请洪帮忙安置。洪不但帮助他找好了住处,甚至连日常生活费用也已做了安排。但后来未能成行。

上海解放前夕,胡适从北平到上海,两次约见周作人都遭到婉拒,后又请人力劝周作人南下,并称无论到香港或者台湾,肯定都有教授的位置。

对此,周作人的反应是,托王古鲁代为致意,并劝胡适留在国内。

当时,周作人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北平的事情》的文章。文章用问答的方式对“逃”与“不逃”作了分析,最后的结论是:“有钱有势的逃,无钱无势的不逃。”并特别指出,“教员学生都不是有钱的,而且弄学问的人原不该怕苦,也不见得生活更坏,那么茫茫如丧家之狗似的乱跑也正是可以不必的事吧”。

周作人是不愿意“乱跑”的,他之“不逃”,就这样确定了。

为表明态度,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5000余言的亲笔信。这封信由周作人的一个学生请董必武转交,周作人在信的开头写道:

我写这封信,很经过些踌躇,……可是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终于决定写了……对于人民政府,也即自己的政府,有所陈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以前以臣民的地位对于独裁政府的说话是迥不相同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心来写这封信给先生,略为说明个人对新民主主义的意见,以及自己私人的一点事情。

有人说,这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向新政权递交的一份思想汇报”。

1949年8月12日,周作人从上海动身返回北京。14日晚上11点半,周作人终于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平。当晚住在太仆寺街尤宅。

据说,当时深得新政权器重的民主人士沈钧儒,曾就周作人事请示过毛泽东,毛表示:周作人应该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

10月18日,在儿子周丰一的陪同下,周作人回到了八道湾11号。“前院正中住着一个排的解放军,每天清早在院子里吹号升旗”。

回到家中,周作人那颗颠沛流离了许久的心,终于得到了些许的安定。他与妻子住在后院西面的三间北屋,儿子周丰一一家住在中院的苦雨斋,后来搬到了后院中间的三间北屋。

苦雨斋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状态。每当有人来访,周作人通常是在客厅里接待,分宾主落座后,夫人会送上茶来,一人一杯,每次都放在固定的位置,几乎没有变化。没有客人来时,周作人就一个人在苦雨斋里读书写作。

从1949年11月开始,周作人为上海《亦报》写稿,前后寄稿近1000篇,共发表908篇,均署以不同笔名。每天,周作人一般早上7点左右吃过早饭就开始工作,中午11点吃午饭,而后稍事休息,1点左右继续工作,下午5点左右吃晚饭,接着工作到晚上9点左右,才上床休息。

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而言,之所以如此辛苦地工作,经济拮据是重要因素。当时住在周家的徐淦回忆说:那些日子,周家几乎天天是青菜豆腐

周作人唯一的儿子周丰一长期无业在家,包括他的妻儿,都要靠周作人养活。后来还是周作人以“交换文物”为条件,才为周丰一在北京图书馆谋得一个职位。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周作人不得不奋力写作。

1951年2月上旬,周作人给毛泽东写信。2月24日,毛的秘书胡乔木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此事,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泽东批示:“照办。”

于是周作人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周作人翻译的《希腊的神与英雄》出版后,反响良好,前后印刷了数次,发行量达到万册。

很快,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亲自来到八道湾,约请周作人翻译希腊作品。几天后,郑振铎帮周作人从中法大学图书馆借来了希腊文和法文版的《伊索寓言》,他又开始了《伊索寓言》的翻译工作。

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只能靠父亲的稿费收入养活一家,这让周作人的经济负担顿感沉重。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供应紧张,周作人一家生活艰难,只好四处求援。他先是写信给康生,诉说生活窘迫,入不敷出。

康生将此信批转周扬办理,在两人的过问下,决定从1960年1月起,给周作人的翻译预支稿费每月增至四百元,由出版社支付。

那个年代,有钱并不能买到需要的食品。周作人只好又向文联诉苦,陈述他和妻子年老多病,需要购买药品和营养品滋补身体。

但文联的负责人因为周作人身份特殊,不能给他办理高级知识分子才能领取的副食品购买证,只能由文联总务科代为买些主副食品,或在逢年过节赠送一些副食品,但都数量有限,远远满足不了周作人一家的需求。

于是周作人只好放下身段,频频向远在香港的朋友曹聚仁、鲍耀明等人写信求助:

“副食品难得,……”

“来信说有林君寄了油糖,迄未收到,此本是人家惠施之物,为此寻问似乎可笑”。

“托购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因竹叶难得,内人卧病,请予撤销。另乞寄砂糖一、两公斤。”

“承月寄猪油二次,深属过分。下月起,食用油又将减少,亦或不给,糖亦将减少,得此补充,甚为丰富矣。”

“购寄食物,鲸鱼沙丁鱼都是好的。”

这些文字,内容都是周作人向朋友乞求食品,在今天看来,全是很普通的油、糖一类的副食品。

在处境最艰难时,周作人甚至将自己从前苦心搜罗、珍藏的古钱、古砖贱价售出。人一旦处于饥饿状态,活命才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身外之物。

当卖无可卖时,周作人把自己写的《日记》也拿出来卖了。他给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写信说,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

一个人要走到怎样一种绝境,才会出此下策,拿脸面完全置于不顾。因为毕竟是读书人,说话用的是书面语,周作人把求助香港朋友,说成是“乞食”。这话换成口头语,就叫讨口子、叫花子。

1964年9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周作人的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当时妻子羽太信子已经去世。

1966年5月,文革开始,从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8月2日,周作人家被红卫兵查封,81岁的周作人遭到皮带、棍子抽打。红卫兵要留活口,不想往死里打他,于是把周丰一拉来陪斗,替父挨打。

此时的周丰一54岁,已不年轻。红卫兵将他捆绑起来推倒在地,连踢带打。周丰一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晕过去后又用冷水浇醒,再斗再打。

跪在一旁的周作人,眼睁睁看着红卫兵毒打自己的儿子,心如刀绞,眼前一黑也晕倒在地。

抄家结束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笺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请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均无回音。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2023-08-18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汉嘉女1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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